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的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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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碳排放的基本特征，并基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背景，发现我国碳中和进程中主要现状有四方面。基于我国的国情以及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面临的现状，通过查阅分析提出了有利于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进程的五条对策。关键词：碳排放；碳达峰；碳中和
一、我国碳中和现状
碳中和指的是国家或者企业通过使用节能减排、低碳能源取代化石燃料、植树造林等形式，以抵消自身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当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必然会给能源基础设施和环境带来更大压力。为了克服这些挑战，中国制定了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2060实现碳中和的目标。[1]（p52）到2030年我国国内生产单位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65%；非化石能源约占一次能源消费的25%，比2005年森林蓄积量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时。为了实现“碳峰值”和“碳中和”的目标，我国需要应对庞大且 仍在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基数带来的挑战。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以节能提效为抓手，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快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推动能源转型升级，是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举措。[2]（p165）
事实上，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缓解碳排放的政策。2007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并推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降低能源强度和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的目标。紧随其后的是在NAMA基金会和中国住建部的支持下，“中国城市生活垃圾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以及2015年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计划(INDCs)，后者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60-65%(与2005年水平相比)，并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基于这些举措分析评估我国碳排放的现状和减排计划的进展，为未来的减碳工作提供基础。
二、当前我国碳排放主要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的碳排放随之相应增加。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小于9亿吨，人均排放量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二氧化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快速攀升。数据表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8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5%，9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3%，200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9%，201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3%。与此同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有所增加，2000-2013年快速增长，之后趋于稳定。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归因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构成和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煤炭作为一种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能源，电脑美甲机[3]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75%。
从产业结构来看，发电和制造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44%和38%。相比之下，交通行业、住宅行业和其他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占我国总排放量的8%、5%和6%。随着技术、能源和经济结构的区域差异，这种二氧化碳排放的行业分布不均，也影响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省际分布不均。如位于产业集内的省份，如山东和河北，制造业，尤其是在非金属和金属的生产和冶炼中，二氧化碳排放比例更高。化石资源丰富的内陆省份也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然而区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耦合性。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分别占2016年全国GDP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3%和4%。但同年他们的碳强度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和73%。相比之下，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高。如宁夏2017年人
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6吨。这些不发达地区的高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东部沿海省份通过消耗其提供的电力和工业原料，将二氧化碳排放外包给中西部地区。如内蒙古大约一半的GDP来自出口产品，而超过30%的发电量出口到其他省份。[4]因此，由于出口产品所包含的碳排放，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净碳出口省份。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0多倍，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年均增长10%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了显著的提高。自2011年以来，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度同时放缓，特别是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排放量暂时下降。现下我国经济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优化、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2002年至2005年的年度排放增长中占了近一半的比重。2001年，24%的国家生产二氧化碳排放归因于出口，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由于我国在2009年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以及相应的国际消费，所以贸易引起的排放仍占全国总量的相当大的比例。在我国的贸易排放在2008年左右达到顶峰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也在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劳动力和能源密集型行业。我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扮演着制成品需求“管道”的角，特别是在不断增长的南南贸路轨两用消防车
易(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常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主要出口机械等制成品。此外，贸易冲突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在全球高技术产业链上的封锁，这也可能会增加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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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21世纪初贸易主导了排放，但此后工业、房地产等投资成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固定资产的资本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经济）增长迅速，工业材料(钢铁和水泥)和化石能源(来自煤炭和火电)的消耗也相应增加。[5](p2)胶圈电熔双密封聚乙烯复合管2005-2007年和2007-2010年，从全球来看，投资对排放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1%和71%。这种增长和变化可以部分归因于政府的刺激计划和干预措施。以我国为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以鼓励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2009年粗钢产量、水泥产量和能源消耗分别增长了14%、15%和5%，而2008年分别增长了3%、5%和3%。因此，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8.5%，大大高于2008年的3.3%。
三、我国碳中和现状面临的问题
我国碳中和面临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一、从我国工业国情来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我国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之间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不仅任务紧迫，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人均用电量来看，我国人均用电量仍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我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约为经合组织国家的一半，人均用电量约为经合组织国家的60%。二、从我国能源国情来看，我国能源特征为多煤、贫油和少气，发电结构以火电为主，而火力发电中尤以燃烧煤炭的比重突出。根据中国电力发展协会的数据，2019年，火电占中国发电量的72%，电力行业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0%以上。三、清洁能源发展相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依然不足以弥补常规能源。随着煤电等化石能源的逐步退出，水电在确保电网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主要的水电资源已经开发了一半以上，只有雅鲁藏布江流域还有更多的资源有待开发。2010年以来，我国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大幅增长，超过2亿千瓦，占全球的30%以上。然而，我国能源系统中风能和光伏的补贴份额逐渐降低，至2019年分别为2.9%和5.4%。由此导致补贴资金缺口和“弃风弃光”率高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四、我国低碳脱碳技术发展迅猛，但商业化不足。荷兰大型学术出版社爱思唯尔(Elsevier)表示，在与脱碳技术相关的论文数量方面，我国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在和新能源相关的学科数中，我国在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氨燃料、二氧化碳回收和封存、纯电动汽车、节能半导体等16个学科中排名第一。但是，脱碳技术在我国的发展依然举步维艰。
四、基于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现状的五点对策
为了改善国内的碳排放现状，实现减排目标，我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等组织形式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CO2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使用低碳能源取代化石燃料、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CO2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6]（p16-17）达到相对“零排放”。要达成碳中和一般有三种做法：一是透过碳补偿机制，使产生的碳排放量与在其它地方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如植树造林、购买再生能源凭证。二是使用低碳或零碳排的技术（参见低碳经济）。例如使用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以避免因燃烧化石燃料而排放二氧化碳到大气中，最终目标是仅使用低碳能源，而非化石燃料，使碳的释放与吸收回地球的量达到平衡而不增加。三是透过碳交易付钱给其他国家或地区以换取其二氧化碳排放权，这可以在减排目标不变的情况下节省碳减排的成本。
基于我国的国情以及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现状，提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五点对策：一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重点提高产业部门低碳减排意识和产业清洁技术，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为碳中和提供技术保障；从能源供给结构上，要向更绿、更低碳方向转型，从能
源使用方式上，向更节约、更高效方向转型；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是向纵深推进能源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践行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承诺的主导力量。努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有效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7]三是不断优化碳排放核算体系，完善碳会计方法，充分利用经济政策和金融工具促进我国碳中和相关产业发展，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系统，为碳中和提供金融支撑，并不断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四是创新管理方法，在治理客体上从资源治理向“资源-环境”复合型治理转变，在治理方法上从“行业切割”式转变为“跨界整合”式。熔铜炉[8]五是加强国际碳交流与合作，加强能源外交的顶层设计，协调大国间碳中和相关的竞合博弈。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是“隐含碳”的净出口国，承担了大量的转移排放，而同时作为负责人的大国，我国应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机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构建全球产业生态系统，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和低碳减排的引领者，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低碳性、环境友好型的国际能源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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