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江县汉壁道调查简报
*
摘要：通过对越南东山文化几件典型青铜提桶的比较研究，可证明这些东山提桶与滇系提桶及石寨山型铜鼓有平行关系，其时代处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中期（前3世纪至前1世纪）。滇文化提桶和其他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都与东山文化的同类器及其纹饰存在着极大共性，表明先秦两汉的滇、越青铜文化一直有着持续的交流互动和民族融合关系。 关键词：青铜提桶；提筒；铜鼓；越南东山文化；滇越；青铜文化
林妙可被毒虫咬伤2016年第5期（总第189期）
四川文物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5.2016TOTAL 189
一前言青铜提桶（或作“筩”［1］
），是先秦两汉时代
东亚南部与铜鼓齐名的代表性民族文物，日本学者［2］和中国一些学者称之为提筒，［3］越南学者称之为铜缸。［4］近见越南何文逢教授所著《东山铜缸》一书，内容较为丰富，著录了一个世纪以来越南北部出土或传世的150多件东山文化铜提桶，其中不乏纹饰富丽的精品，为此前的研究者未曾涉及。可惜因缺失太多出土地层关系和共存遗物，作者对这些青铜提桶只是作了一般性的描述，都没有作出具体的年代断定分析。因东山文化提桶是与东亚南部铜鼓基本共时流变的重要器物，笔者试采用相关的考古地层学资料和类型学比较方法，对其中的几件代表性青铜提桶作一断代研究，［5］希望对云南和两广地区发现的铜提桶立标准器断代有所裨益，并将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二
几件越南东山文化青铜提桶的年代
越南红河流域安沛省先后发现过24件东山文化铜提桶，大多藏于安沛省博物馆。
陶盛II 号铜提桶，为无盖类型，直口卷沿，器身向下斜收为平底，器耳为船蓬形。器身有多晕纹饰：第1、3、7、8为栉纹；第2晕为同心圆连线纹；第6晕为二方连续同心圆纹。口径18.8、底径14.7、高21厘米（图一）。与之相似的东山文化铜提桶还有2005年10月出土于越南海洋省清河县安梁社的黄来提桶。［6］
陶盛II 号铜提桶最接近云南昆明羊甫头M19∶21铜提桶（图二）。两者形状相似，都是以栉纹、同心圆连线纹、二方连续同心圆纹作装饰母题。甚至器身留有人工穿孔的痕迹都相似。2件铜提桶的长连线同心圆纹也是滇文化青铜器习见的装饰母题（图三）。这种母题纹饰，在滇文化中是流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图一二）
。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骆越青铜文化研究”（批准号：15@ZH002）、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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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烘干炉
图一越南安沛陶盛II 号铜提
桶
研究与探索
昆明羊甫头墓地的发掘报告者，根据19号滇墓的出土陶器、地层共存关系和碳-14年代（前400年）测定，将该墓断定为战国中期，［7］故陶盛II 号铜提桶的年代也可以定为战国中期
。
来源不明。对称附耳为双船篷形。有16晕纹饰：中心有12芒太阳纹，间夹重叠复线三角纹；第2、4、6、8、10、12、14、16为无纹饰；第3为点纹；第5、7、13、15为连线圆点纹；第11晕为勾连纽索纹。桶盖口径45、高8厘米（图四）。现藏越南历史博物馆。玉镂II 号提桶盖及其纹饰，具有典丽的几
何图案装饰风格，它与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滇墓出土的提桶及其纹饰最为相似（图五）。［8］呈贡天子庙提桶器盖太阳芒纹作8芒，玉镂II 号提桶盖太阳芒纹作12芒，两者都饰有一晕勾连纽索纹装饰带，玉镂II 号提桶盖的纹饰图案做工更为精细。
勾连纽索纹装饰带，是云南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青铜器，如镂空青铜壶、铜鼓、铜提桶、
图三昆明羊甫头M113∶181-3铜啄管銎部纹饰（局部）
图二昆明羊甫头M19∶21铜提
桶
图四
越南玉镂II 号提桶卷纸架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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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几件越南东山文化青铜提桶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铜棺最习见的纹饰母题。笔者认为，玉镂II 号提桶盖纹饰图案的重叠复线三角纹、勾连纽索纹装饰带的祖型，应当是来源于滇西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的重叠复线三角纹、勾连回纹装饰带（图六）。［9］
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伴出有早期万家坝型铜鼓，结合木椁碳-14测年数据（前465～前
400年）综合分析，［10］学者一般是将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年代定为战国早期。肖明华根据碳-14测年（校正数据为前346年），将呈贡天子庙41号滇墓青铜提桶的年代定为战国中期。黄展岳则认为天
子庙41号滇墓应当断为战国末至西汉初期。综合分析，笔者认为玉镂II 号提桶盖的年代可推定为战国晚期
。
2004年发现于越南安沛省文安县安富社。桶形，直口卷沿，器身向下斜收为平底，上部铸双附耳呈倒U 字形。器身有7晕纹饰：纹饰图案母题上下依次有栉纹→同心圆连线纹→栉纹→相向斜曲尺纹→栉纹→同心圆连线纹→栉纹。口径22、底径20、高22厘米（图七）。
根据安富提桶的纹饰特点，笔者将安富桶的年代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例如：其中的栉纹在滇文化器物装饰中十分常见，昆明羊甫头M19（战国中期）出土的管銎铜戈（图八∶1）、
［11］
羊甫头M113（西汉初期）出土的青铜器漆木
柄上就习用弦纹间隔的栉纹装饰带。安富桶的同心圆连线纹已经呈简化形态，这种简化的同心圆连线纹，往往见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广东肇
庆北岭松山M1∶11铜提桶、广州南越王墓提桶（I 型B58）、东山文化铜鼓和广州西汉前期墓的镂空铜壶装饰。［12］
图五云南呈贡天子庙M41∶101铜提桶
图六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铜棺的装饰纹样（局部
）
图七越南安沛省文安县安富提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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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安富桶中部的两行反向斜曲尺纹，与昆明羊甫头M19∶70-1铜啄管銎装饰带（图八∶2）、M648∶7铜短剑装饰带（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相似。［13］综合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将安富桶的年代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是合适的
。
越南清化省寿春县春立遗址出土了9件铜提
桶，但大部分被破坏。其中春立I号提桶的纹饰
较为精美，饰有显著的羽人船纹母题，它属于带
子母口有盖类型提桶。器耳为倒U字形，贯耳
为小船篷形。纹饰有16晕，分成三组：第一组
有7晕：第1、7为点纹；第2、6为锯齿纹；第
3、5为连线中心有点圆纹；第4为斜曲尺纹。
第二组有3晕：第1为连线中心有点的圆纹；第
2为用竖勾连回纹间隔的4只船纹，船上有7个
羽人纹；第3为点纹。第三组有6晕，和第一组
相似。口径40、底径39、高43.5厘米（图九）。uasa
迄今为止，云南、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发现
的青铜器中，写实性较强的羽人船纹装饰母题，
流行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中期。如有云
蜂巢格室南呈贡天子庙41号滇墓出土的铜贮贝器的羽人
竞渡船纹（M41∶103）、广西西林普驮西汉早期
铜鼓墓的羽人竞渡船纹铜鼓、西汉前期广州南越
王墓铜提桶羽人船纹（图一〇∶1）、［14］越南玉
镂铜鼓和黄下铜鼓的羽人船纹（图一〇∶2）。
［15］春立I号铜提桶的纹饰有二方连续勾连回纹、
斜曲尺纹，这是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
滇、越青铜器纹饰，它的羽人船纹，最接近广州
南越王墓铜提桶和越南黄下铜鼓的羽人竞渡船
纹，故其年代也可以定为西汉早期
。
1995年出土于越南安沛省镇安县合明社土
丘遗址。出土时提桶内有小孩骨骼一具和一些器
物随葬品（铜短剑、钟、三足器和石耳环等）。
它称得上是纹饰最为精美的东山文化提桶。
该提桶属于有子母口带盖类型的青铜提桶。
盖上有4只站立、头向四方的鹈鹕鸟塑像，写实
性强。器盖上有11晕纹饰：第1晕，即盖中心
主要部位是19芒太阳纹，芒间夹心形纹；第3图八昆明羊甫头M19出土铜啄、戈管銎纹饰
1.M19∶125铜戈管銎纹饰（局部）
2.M19∶70-1铜啄
管銎纹饰（局部
）
图九越南清化省寿春县春立I号铜提
桶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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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塔
图一二云南晋宁石寨山M12∶1提桶盖（局部
）
晕为栉纹；第4晕为连线中心有点的圆纹；第6晕为勾连回纹；第8晕为连线中心有点的圆纹；第9晕为
栉纹。其余晕无纹。器身口微敛，微鼓腹向下内收呈桶形。有37晕，其中有19晕无纹饰。其余18晕纹饰：第3、13、17、21、25、35为栉纹；第4、12、26、34为锯齿纹；第6、10、28、32为连线中心有点的圆纹；第8晕为19只鸟纹；第15晕纹饰主题是描述时人的各种活动场景；第23晕为4只船纹，
第30晕为16只动物纹。口径33.6、底径32.9、桶高41.5、通高48.4厘米（图一一）。
合明提桶的人物活动及场景、干栏建筑、羽人船纹、动物等纹饰，将之和滇东南开化（今云南文山）铜鼓、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铜鼓、［16］越南玉缕铜鼓、黄下铜鼓、沱江铜鼓、古螺铜鼓等铜鼓的纹饰比较，彼此都有相似之处。合明提桶的着草裙的歌舞鸟首羽人形象，与云南晋宁石
寨山出土的M12∶1铜提桶盖上的歌舞鸟首羽人纹饰（图一二）也较为相似。
中国学者是将汉墓中出土的广西西林普驮铜鼓、贵县罗泊湾M1∶10铜鼓的年代定为西汉早期，将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滇墓的年代定为西
图一〇
1.广州南越王墓西汉前期提桶羽人船纹
2.越南河西省富川县黄下铜鼓羽人
船纹
图一一越南安沛省合明铜提桶
论几件越南东山文化青铜提桶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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