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现象
仇和现象——“卖直取忠、以直邀宠”
从《政道：仇和⼗年》这本官场笔记中得悉了仇和的⼤名。当时，⼤多数⼈对他强⼒推进城镇建设，⼤胆进⾏国企改⾰这种雷厉风⾏、铁腕反腐的⽓魄⼼折不已。
“不谈⼈治与法治等⼤的⽅⾯，单从技术层⾯来讲，仇和的套路很⼀般。你知道什么叫卖直取忠、以直邀宠吗？没事就去看看⼆⼗四史吧！”
由于⾃⾝鲁钝和未遇名师的缘故，我对“卖直取忠、以直邀宠”这⼋个字所表达的深刻含义⼤抵就模糊。所以，我⼀直坚执的认为，⽗亲对仇和怀有“瑜亮情结”，出于强烈的嫉妒⼼理才出此⾔。
从《史记》和《明史》中出和仇和“外在官箴”极为相似的两个⼈来，⼀个是张汤，⼀个是开济。
张汤是汉武帝时期的⼀个酷吏，在他这类⼈看来，忠诚与正直，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是可以⽤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的资本。⽐如说张汤在审理淮南王谋反案的时候，涉及到两个胁从，其中⼀个叫伍被，还有⼀个⼈叫严助，这两个⼈要不要杀汉武帝是有犹豫的。汉武帝的原意是说这两个参与谋反的⼈汉武帝想宽恕，但是张汤是坚决反对，张汤说伍被是淮南王谋反的主要参与者，严助是朝中的⼤⾂去跟诸侯相勾结，如果这两个⼈不杀今后的⼈就没法管了。⼀直跟汉武帝顶撞，最后顶到汉武帝让步，只好把这两
个⼈杀了。这个表⾯上看张汤是顶撞了汉武帝，但是张汤是越顶撞，汉武帝对他是越喜欢。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他越顶撞他越喜欢呢？张汤把汉武帝琢磨透了，这叫⼩骂⼤帮忙，因为他主张杀这两个⼈实际上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在这⼀点上他跟汉武帝根本利益⼀致。所以他有时候顶撞⼀下，汉武帝反⽽觉得这个⼈正直，⽽且这个⼈敢于说话，可靠，反⽽更信任他。
洪武年间的刑部尚书——开济，史载其“以综核为⼰任，请天下诺司设⽂簿，⽇书所⾏事课得失。⼜各部勘合⽂移，⽴程限，定功罪”，这就看上去⽐仇和还要能⼲的多，最为震⼈⼼魄的是，开济执法不避权贵，宰杀了朱元璋的⼥婿欧阳伦！在敢于“跟皇家利益集团叫板”这⼀点上，开济也⽐仇和⼤义凛然的多！
然⽽⼤家如果因此就贸然认为他是⼀个恫鳏在抱、恩泽及驴的再世包公，那就⼤错特错了！这个开济，恰是⼀个把死刑犯运作出狱，以换取钱财的巨贪，同时是⼀个渎乱⼈伦，役娶甥⼥，霸夺妹产的⽆耻⼩⼈！
开济之所以敢跟做⾛私⽣意的当朝驸马对着⼲，除了他看准了当今吏治肃贪的⼤形势和主⼦爷的秉性之外，还在于他想进⾏⼀场可以让⾃⼰顷刻间誉满京华、青云直上的政治豪赌。⽽赌资就是⾃⼰那精⼼伪装出来的“海瑞”式⾯孔与⽼百姓⼝呼“青天⼤⽼爷”的⼝碑！ 所以我们⽼百姓今后再遇到张汤、开济式的官员，就不得不多留⼀个⼼眼：他们给⽼百姓办实事并且⽢ 冒⼤险的去跟利益集团叫板，到底是出于⼀⼼⼀意为⼈民服务的⽬的呢，还是想以忠直的外表与⼤义凛然的姿态为资本去收买⽼百姓和媒体，企图以直邀宠，以便暗中纳贿或间接给⾃⼰的政治前途铺路呢？！
如果没有“刘半城”和“赵丽丽”那档⼦事，我们很乐意相信仇和是前者，可惜，他最终露馅了！
令⼈唏嘘感慨的是，⾃他2006年1⽉升任江苏省副省长⾄2015年前后担纲⼗⼋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六⼤代表期间，“仇和式”政治表演已经风靡了近⼗年。在这些年⾥，除了相当⼀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他树⽴了“⼈治的样板”，很不合时宜之外，并没有多少⼈臆测他可能是个赃官！相反，倒有不少百姓发⾃肺腑的赞美他的执政风格，有的甚⾄⽢为棋⼦！那么，在现今的中国，“仇和式官员”耍的这套戏法到底为何不易被平民百姓揭穿？丹阳认为原因有三：
其⼀，弱化民智的教育模式。
⽆论是舶来的“西学”，还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化，其中都有博⼤精深的有益成分在。譬如对于察⼈观物，卡尔·罗杰斯就很有⼀套，在他的著作集中，把⼈的性格类型很系统的分为九种，其⾔语深⼊浅出、平俗易懂且耐⼈寻味，如果你真的完完全全读懂了，仇和式政治作秀在你⾯前便成了“鲁班门前弄⼤斧”，简直不堪⼊⽬。
可惜，卡尔·罗杰斯本⼈是“⼈本主义”的提倡者，为了保证“政治正确”，其所著⼼理学篇⽬也被勒令滚出⼤学教材。
将外来的“⾯包和红酒”扔了，虽然可惜，但总还有本⼟的炸酱⾯可以果腹。不幸的是，炸酱⾯也被打上“安全性未知，请谨慎⾷⽤”的标签。刘邵的《⼈物志》和《吕⽒春秋》中的“⼋观六验”、“六戚四隐”等等鉴才宝典，便是这样⼀碗“炸酱⾯”。我们不妨看看书中是如何教我们判定⼀个⼈的：
(1)⼋观。⼋观，就是依据⼈在不同环境的表现来识才。
通则观其所礼。显贵之时看其所⾏的宾礼，即有地位时看是否趾⾼⽓扬，蛮横⽆礼。
富则观其所养。富裕之时看其所养的门⼈宾客，即富⾜之后他结交什么样的⼈。
听则观其所⾏。即听他所⾔之后看他做不做，如何做。
⽌则观其所好。即看他业余时间追求崇尚什么。
习则观其所⾔。习是“亲信”的意思。当他⾝处领导周围，有⼀定的发⾔权时，看他出好主意还是坏主意。
穷则观其所不受。即穷困之时看其是否不受⾮分之财。
贵则观其所进。任要职之时看其推荐什么样的⼈。
贱则观其所不为。贫贱时看其是否不为⾮义之事，尽管地位低下，决不做有损国格⼈格之事，堂堂正正，掷地有声。
(2)六验。六验，也就是依据⼈的情感来识才。
喜之以验其守：使之“得意”是否“忘形”。
乐之以验其僻：使之⾼兴是否不变操守，是否邪僻不正。
怒之以验其节：使之发怒，看其是否能⾃我约束。
惧之以验其持：使之恐惧，看其是否意志坚定，不变信念。
哀之以验其⼈：使之失败，看其是否⾃制、⾃强。
苦之以验其志：使其处于艰苦环境，看其是否有⼤志。
⾃古⼤奸似忠，⼤伪似真。因此“⼋观六验”虽然精妙，若偶⼀遇到“柔性成奸，妄蓄⼤志”之⼈，也难察其性。故吕不韦补叙“六戚四隐”，以策万全。
其中“六戚”指“⽗、母、兄、弟、妻、⼦”，代表了⼀个⼈的直系亲属。
其中“四隐”指“交友、故旧、⾢⾥、门郭”，他们代表了⼀个⼈的社会关系。
⼀个⼈对待亲戚故旧能否团结友爱，处理社会关系能否圆通⾃如，也是对其能⼒和品性的重要考验。此外，“六戚”与“四隐”相互参验，也可探察⼀个⼈是否内外不⼀。如果其对⼈对事暗藏双重标准，不可⼤⽤。
然⽽类似这种⾜堪经世致⽤的元典秘籍，竟也从⾼中乃⾄⼤学的课本中消失了。观之⾄此，我们不禁看出了⼀些门道：⼀些⼈提倡所谓的“纯洁校园⽂化，严守意识形态”，岂⽌是要消灭西学呢？简直是要把⼀切能使学⽣变聪明的学问⼀并消除！否则《⼈物志》和《吕⽒春秋》中的经典篇⽬为何也销声匿迹，难道刘邵和吕不韦两位先⽣也受了组织的资助，暗中传播西⽅政治价值观？！
我们的课本在掏空了东西⽅的⽂化精髓过后，学⽣们哪⾥还有什么系统⽽⼜全⾯的识⼈观？有的便只剩下断章取义的、零散的、⽚段化的思维模式，从此对于政治⼈物的判察，学⽣们不得不选择最、最肤浅的⼀种⽅式——看他的⼀场演讲、⼀篇报告、⼀⾸诗词！
其⼆，全民监督机制的缺失。
亨廷顿、弗朗西斯·福⼭这对师徒，在讲述“中国的弊政与强⼤”这⼀课题时，着重谈到了秦汉以来逐步完
善并确⽴的“全民监督机制”。
台湾的柏杨先⽣也对这个“布⾐驰骛”的⼤黄⾦时代⼤加赞赏，因为在制度上，秦汉以来设计了知法之民、司法官员、⾏政官员及这些体内部互相监督的权⼒分置体系。法家学派及其后世门徒提议设⽴中央和地⽅两个层次的法治机构，中央设置三法官，即“殿中置⼀法官，御史置⼀法官及吏，丞相置⼀法官”，与之相呼应的是，地⽅⽐照中央“诸侯郡县皆为置⼀法官及吏”。最⼤程度的使知法之民、司法官员和⾏政官员互相监督，哪⼀⽅违反法律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权⼒分置精神是后来孙中⼭先⽣编撰《五权宪法》的重要源泉之⼀，其效⽤如下图： （解读源⾃《定分-第⼆⼗六》，其⽂如下：天⼦，置三法官；殿中，置⼀法官；御史，置⼀法官及吏；丞相，置⼀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法官及吏，皆此秦⼀法官。郡、县、诸侯⼀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法遇民，民⼜不敢犯法。）
当然，这种制度设计的优越性，还在于确保了官吏和百姓在信息确知上的对称性和⼀致性。
然⽽在官员特权不断法律化、政策化的今天，我们再也不敢妄谈什么“信息确知上的对称性和⼀致性”了。众所周知，那些位居尊要的⼈物们只要让⾃⼰的喽啰随便派下⼀张调查表，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将⽗母、⼦⼥、住所甚⾄祖宗⼋代的社会关系和⼈⽣履历全都⼀⼀写出，美其名⽈“政治检查”。但当普通百姓想⽤同样的⼿段反查他们时，得到的结果却往往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
试问在如此有限的信息之下，对于仇和式官员，基层百姓除了能从他的只⾔⽚语和⼏篇不痛不痒的报道中知道其⼈其事，还能从别的什么渠道深⼊了解他吗？！连监督他都尚且处于空谈，何况是去“揭穿”？
其三，社会功勋机制的崩溃。
新加坡学者李永峰在论述各国⾏政管理时曾经说过：“政治事功和⼈伦劝导是维系⼀个政府良性⽣存的两⼤合法性根基。遗憾的是，秦汉以后的中国逐渐将‘事功制’抛在九霄云外，⽽明治维新后的⽇本却将其效⽤发展到了顶峰。”
对于“事功”的描述，《明法》⼀篇记载的⽐较翔实，它将‘事功’分为四类，分别是安主、耕战、课劳与举报。之所以把“举报”也列在其中，正是因为它可以“匡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道其主，主⽆邪僻之⾏，蔽欺之患”。
所以在中国的有汉⼀代与及⽇本的明治时期，百姓都勇于登朝⾯圣、举报不法。这样做不仅可以弘扬正⽓，肃清贪腐，⾃⼰也能落个加官进爵、⾐⾷⽆忧的福报，正是何乐⽽不为！
谈及当下，别说举报官员有什么‘事功’可⾔，就连⼩命都有可能难保！正如独⽴学者宋赵来先⽣所⾔，现在打击报复和泄露举报⼈的事情屡见不鲜，甚⾄祸及全家，⼏近灭门。据最⾼⼈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的证⼈、举报⼈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同样据据最⾼⼈民检察院材料显⽰，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中，约有70%的举报⼈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的⾏为，因其⼿段“合法”，⾏为隐蔽，难以界定，⼀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
公开的打击报复也代价不⼩，令举报⼈⼼有余悸。2009年，河南灵宝青年王帅在⽹上发帖《灵宝⽼农抗旱绝招》，揭发家乡政府违法占地搞⼯业园区建设，当地警⽅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在上海将王帅抓获并刑拘。
尽管这起轰动全国的“王帅发帖事件”最终以灵宝市委、市政府承认公安机关执法有过错，并将相关征地的补偿标准按每亩2.89万元的新标准给予补偿，王帅也拿到783.93元的国家赔偿。但是，王帅说“再也不做举报的事了，因为代价太⼤。”有媒体曾报道，王帅后来⼀段时间难以⽴⾝，便由于此。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仇和式官员”的劣迹还未公诸于世之前，不可能没有百姓或其他受其迫害
的同僚得悉他的底细和奸谋。然⽽在“社会功勋制”和“证⼈保护制”如斯不健全的情况下，谁会豁出前途和⽣命不要，在⼤庭⼴众之下揭穿仇和的真实⾯⽬？！
⼩结：教给每个学⽣都能识破仇和式官员的理论圭臬，并赋予每个⽼百姓都能搬倒“仇和式官员”的权利，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否则对于猖獗⾄极的“仇和式官员”，仁⼈志⼠们只能希冀他败于统治⾼层内部近乎施舍似的⾃查⾃纠和党同伐异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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