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高温的出现，最近数十年来，国际上正倾向于认为，热射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中国，热射病，因其受害者一直是体力劳动者、贫困人而长期不为人所知。
直到撞上了新冠疫情，极端的高温中，这种病死率比新冠病死率高数百倍的疾病——热射病，随着身着防护服的医务工作者的倒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是一种凶险的疾病，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热射病诊断与专家共识》（下简称《专家共识》）中曾提到：热射病的发病率和危害性可能远超预期。
在《专家共识》中，热射病被分为经典型热射病和劳力型热射病。
前者主要针对老弱病残，在国外的统计中，人发病率为（17.6~26.5）/10万，ICU病死率超过60%。
后者对健康年轻人的威胁最大，主要针对的是以建筑工人、消防员、军人、运动员等户外体力
劳动者，合并低血压时病死率超过30%，高温高湿的气候因素和高强度体力活动是导致劳力型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这些室外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是热射病面前最为脆弱的人。
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建筑工人，在日本一项1989~2000年的统计中，建筑工人中暑人数占全行业中暑人数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还达到了70%。
而在中国，构成建筑工人主力的农民工，也成了受到热射病危害最严重的人。
重庆大学2010年的一篇硕士论文“高温下建筑施工健康安全管理与成熟度评价”中，列举了当年的数起工地工人中暑死亡事件：在宁波的第二医院，“最近数天内，已抢救了4名严重中暑的民工，其中的3名虽经全力抢救，仍不幸死亡”。“2010年7月30到8月1日，济南因高温出现多名中暑入院的户外劳动者，其中8人因抢救无效离世，大多为环卫工人、农民工”……
而在上海浦东新区经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一项关于2013~2017年上海浦东新区高温中暑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中提到，重症中暑者中热射病占比为55.9%。
而今年的热浪还远未结束，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柳艳香研究员向八点健闻介绍，在短暂的间歇过后，就在7月19日，第三轮高温热浪已经来袭，这次高温热浪也将会主要影响我国南方大部地区。而热浪的来袭，对老年人、小孩和孕妇等体质虚弱的人、有基础性疾病的人以及户外工作者带来的风险尤其大。 被忽略的公卫问题，待解的“死亡诅咒”
严酷高温，撞上政策要求严格防控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疫情。这个夏天，热射病因室外作业的医务工作者不幸倒下而备受关注。
关于热射病的讨论最先被引向了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是否必要。
在华山医院感染科的里，张文宏和他的同事们写到：包裹住全身的防护服使得汗液无法蒸发，从而不利于散热，他们呼吁：进行普通人的采样等工作时，工作人员“不应该再鼓励或规定必须穿着’大白’”。
一位资深的感控专家同样向八点健闻指出：《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中一直提到的都是“防护服和隔离衣二选一，没有说只能选防护服”。
目前，虽然尚无国家卫健委的表态，护士晕倒两天后，南昌市卫健委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南昌市室外采样人员不再穿防护服采样，而是改穿一次性隔离衣。
这看似是“新工种”工作标准尚不完善而引发的偶发事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公卫问题——高温热浪带来的死亡风险，以及相关干预系统建设的问题。 人体控温系统失效，晕厥、抽搐、全身器官衰竭……热射病是高温死亡风险最极端的体现。然而，高温带来的不仅是热射病而已，在看不见的地方，热浪下死于心血管病、肾脏疾病、交通事故和暴力事件、猫狗攻击的人也在变多。
2021年，一项由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发表在《柳叶刀-星球健康》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拥有全球将近一半人口的43个国家、750 个地区中，每年高温所致超额死亡占 0.91%，且这个数字正在上升。
也就是说，全球每100个超额死亡者里，有将近1个人是死于高温。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许多地区，高温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任何其他与天气相关的灾害，包括洪水、飓风和海啸。一项由瑞士、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2003年的欧洲热浪，曾造成了7万多人的死亡。
作为受影响尤其大的亚洲地区的国家，中国并不能从热浪的死亡诅咒里幸免。
北京大学能源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室发表的研究显示，2017年中国2852个县与异常热浪相关的全因死亡人数是16299人，死亡相关经济损失613.04亿元。其中上海受影响最为明显，434人死于热浪，死亡经济损失2.388亿元。
另一项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2013年~2015年，中国130个区县里，热浪相关非意外总死亡风险增加15.7%，心血管相关死亡风险增加22%。
尽管热浪会对生命安全造成极端危险，却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天气预报天天播，大家还是该干嘛干嘛，不把热当回事。如果是热射病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心脏病爆发、猝死，那真的是不明不白的。”一位气象从业者感慨。
当热浪就在跟前，人类并非无能为力。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毕鹏参与的一项南澳州高温与工伤关系的研究指出，与高温相关的职业风险79%发生于公路和桥梁建设、浇筑混凝土施工等户外工作，建议对热浪下的此类工作加以限制。
一位曾在阿德莱德大学研究高温问题的公卫从业者告诉八点健闻，在澳大利亚等国家，科研-政府-行业和社区已形成良好的闭环，相关人士会在科研结论的指引和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建立行业标准、提供社区服务，避免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而在我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年年强调，“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等条例仍难以实现。半个月前，建筑工人王建禄在高温、高湿度的环境中工作9个小时后，倒在了收工回家的路上，因热射病抢救无效去世。
有报道称，因王建禄未签劳动合同，难以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工伤。然而，需要为高温死亡负责的，也许并不只是用人单位而已。
作为一个长期存在、导致死亡风险大大增长的公共卫生问题，关于高温与生命安全，需要有部门站出来，发出更有力的警报声，帮助人们逃离一年又一年的“死亡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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