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日《武经》研究的异同
◎翟士航
内容提要 《施氏七书讲义》作为第一部系统注解《武经七书》的兵学著作。因在国内失传较早而影响有限，但经高丽传入日本后，却受到日本社会的高度重视，在兵 学文本体系、兵学研究与著述范式、兵学理念等方面均对日本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助力了“江户兵学”的奠立与发展。作为中国兵学典籍东渐的一个典型案例，《施氏七 书讲义》在中日两国的遭际，既充分表明东亚文化圈内紧密的文化联系，也折射出两
国《武经》研究动力与取径的鲜明差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于军事学术发
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施氏七书讲义》 兵学 武经 日本
〔中图分类号〕Ｋ８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８６－１０
施子美所著《施氏七书讲义》成书于南宋中期，是“第一部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注释的兵书，在兵学编纂史上占有一定地位”。①此书有宋刊本，但大约到明中期，全书即已在国内失传，因而影响力较为有限。然而此书在东邻日本却流传甚广，不仅长期被幕府当局当作教育武士的重要官方教材，也受到江户兵学家的重视和青睐，对于江户兵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清末，日本文久三年（１８６３）官刻本《施氏七书讲义》反传入国内，此书才重新回到国内学界的视野中。《施氏七书讲义》的历史遭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从中又折射出中日兵学各自怎样的交流和发展图景？从军事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此一案例又能带来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无疑值得加以深入探讨。故笔者拟以《施氏七书讲义》为例，对其东传日本的历史轨迹加以考证和梳理，深入揭示其对日本兵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就所述问题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施氏七书讲义》东传日本的途径
及其在日流传轨迹
要理清《施氏七书讲义》东传日本的历史脉络，首先必须明确该书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目前所见最早的《施氏七书讲义》版本是日本建治二年（１２７６）金泽抄本（仅存残卷），系北条文库创始人
北条实时命其子北条显时抄录而成。②但关于这一抄本所据底本中日文献中都没有详细记载，学界至今未有定论。所幸通行本《施氏七书讲义》的序言中提供了关键线索。③江伯虎所作《施氏七书讲义序》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优博培育项目）“‘武学经传’：宋元明清‘武经’与‘将传’类文献研究”（２０１９ＹＢＺＺ０５２）
①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５９页。
②《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施氏七书讲义编辑说明》，《中国兵书集成》第８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２页。
③即《中国兵书集成》本《施氏七书讲义》，系据日本文久三年刻本影印。下文中所谓“通行本”，皆指此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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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七书讲义》东渐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兼论中日《武经》研究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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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称：“三山施公子美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今得其平昔所著七书讲义于学舍间……于是锓木以
广其传。贞 壬午上巳同郡江伯虎序。”
①序中“贞 壬午”四字可谓疑点重重：“贞 ”是金宣宗年号（
１２１３－１２１７），但金朝使用贞 年号期间并无壬午年，距离最近的壬午年为１２２２年，即金元光元年、南宋嘉定十五年。
以李零为代表的学者因江伯虎序用“贞 ”年号，认定他是金朝人，进而推定此书作者施子美亦为
金人，
②日本藏有《施氏七书讲义》的各日本图书馆也大都著录此书为“（金）施子美著”。但刘琳就率先从序中“三山施公子美”一语入手，引《淳熙三山志》中所载武举榜证明施子美、江伯虎均为南宋福州人，分别中过南宋武进士和武状元，他认为“贞 壬午上巳”当作“嘉定壬午上巳”，推测“或许此书后来传入金朝，不知何人将‘嘉定’妄改为‘贞 ’。以后这书在中国本土失传，却流入日本，遂以讹传
讹。”③近来李子雄、王茂华又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
野杂记》甲集卷十三中关于江伯虎的记载，更加坐实了江伯虎为南宋福州人的判断，并依据书中“（江伯虎）后通判泉州而卒”之语，推定江伯虎死于李心传完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的时间（１２０２年）
之前。
④这一判断显然是合乎逻辑的。但综合《淳熙三山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相关记载，不难发现，刘琳对“贞 壬午”的解释仍存在明显破绽：首先，若此序果真作于嘉定壬午年，其后传入金朝，金人改“嘉定”为“贞 ”，那么在金朝早已改元的情况下，金人何以不用当时年号“元光”与“壬午”相匹配，却要用已过时且不匹配的年号“贞 ”呢？其次，嘉定壬午年时江伯虎早已去世二十余年，如何可能再去作序？
对此李子雄、王茂华提出，应当径行删去序中的“贞 壬午上巳”，理由是日本所藏庆长元和年间活字本《施氏七书讲义》之序中无“贞 壬午上巳”六
字。
⑤笔者查阅此版本《施氏七书讲义》，⑥发现其序文中确实并无“贞 壬午上巳”六字。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此版本《施氏七书讲义》中有江户初著名学
者林罗山批校的内容和手跋。跋文云：
《七书讲义》誊本稀矣，而况版本乎？余尝在骏府写一通，今户田为春氏新镂梓以颁行于世，其志可尚矣！余亦复合部，以向所蓄之誊本徐徐校之，随见随涂朱为句读焉。……元和己
未夏五，罗浮道春志于夕颜巷头。
⑦据跋文可知，庆长元和间古活字本《施氏七书讲义》的刊刻者是户田为春。跋文中，林罗山提到，自己此前曾在骏府抄录过《施氏七书讲义》，如今得到户田为春刊本，又以“向所蓄之誊本徐徐校之”，可见林罗山曾见过并誊抄过比元和刊本更早的《施氏七书讲义》版本。细检书内批注，发现第６册卷１８第３页ｂ中，活字本原文云：“又有长正率伍”，林罗山以朱笔点“率”字，于其上醒目标明“率”当作“卒，建治二年书 ，下皆同”，可见林罗山批校的依据正是日本国内最早的建治二年
（１２７６）金泽抄本。
⑧确定了这一信息，再看批校本中的《施氏七书讲义序》，可以发现：活字本序末确无“贞 壬午上巳”六字。但林罗山于“同郡江伯虎序”上手补“贞 壬午上巳”六字，又在所补“贞 ”二字旁注解：“金宣宗年号。”（第１册，序第１页ｂ）由此可见，建治二年（
１２７６）金泽抄本序中必然有“贞 壬午上①②③④⑥⑦⑧江伯虎：
《施氏七书讲义序》，《施氏七书讲义》，《中国兵书集成》第８册，原序第１页。
李零：《古本孙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７１页。
刘琳：
《施子美与〈施氏七书讲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２２～４２４页。
⑤李子雄、王茂华：《〈军林兵人宝鉴〉介绍与整理》，《军事历史》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此本日本国会图书馆、
日本内阁文库、蓬左文库皆入藏，但册数不同，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为１８册，内有石川丈山训点；内阁文库所藏有１７册、１８册两种，其中１７册本内有林罗山批校内容；蓬左文库所藏为２０册，内有御本印记，系元和元年角仓与一（即角仓素庵）献本。
此跋亦收录于《
林罗山文集》。参见［日］京都史迹会编：《林罗山文集》卷５４，鹈鹕（ぺりかん）社，１９７９年，第６４０页。
金泽抄本如今仅存极少量残卷，
难窥全貌，但当时林罗山能看到此本并不稀奇：彼时金泽文库流散的图书多为德川家康所得，而林罗山在骏府时正是颇受德川家康信赖的幕僚，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这些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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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六字，倘非如此，林罗山断不会如此郑重地添加此六字。由此可以推定，《施氏七书讲义》在最早传入日本时，序中应当已有“贞 壬午上巳”六字。所以，通行本序中的“贞 壬午上巳”是有其坚实版本依据的，决不能视为衍文而删除。既然如此，究竟如何解释“贞 壬午上巳”呢？江户末学者涩江全善等所撰《经籍访古志》中，提到《施氏七书讲义》的三种版本，并称怀古楼藏活字刊本“疑取源自朝鲜本
者”。
①由于缺乏前后语境的铺垫和解释，这里所谓“朝鲜本”究竟所指为何并不清楚，因而并未引起中日学者的重视。但如果联想到林罗山在批校本中给予的提示，则可推断，建治二年（１２７６）金泽抄本的来源，很可能与朝鲜本有关。一旦将目光转向朝鲜，便可以发现：金朝固然没有“贞 壬午”年，高丽却有“贞 壬午”年。高丽自仁宗二十年（１１４２）后开始行用金朝年号。公元１２１３年，金宣宗即位后改元贞 ，朝鲜随之改元，但不久后，金与蒙古作战节节失利，与高丽陆上交通因而断绝，山东出海口又被红袄军所占领，所以金朝改元兴定时，高丽并未得到消息。兴定三年（１２１９），金宣宗欲“遣使抚谕高丽，终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诏行省且羁縻勿绝其好，然
自是不复通问矣。”②故而高丽在壬午年（１２２２）依然使用贞 年号，③一直到贞 十二年（１２２４），才放弃使用金朝年号。
④高丽高宗时兵部尚书崔蠫在为诗人林椿《西河先生集》所作的跋文末就署有“贞 十
一年壬午仲冬”，
⑤足以印证这一点。如此看来，“贞 壬午上巳”六字极可能与高丽相关。而高丽早在乾统九年（
１１０９）就已效仿北宋“三舍法”，在国学设置七斋，其中一斋即为武学，试
取武学生“韩自纯等八人”。
⑥十年后又广设学舍，置“儒学六十人，武学十七人，以近臣管勾事务，选
名儒为学官博士，讲论经义，以教导之。”
⑦作为北宋官方武学教材的《武经七书》，自然也受到高丽方面的重视。这就意味着，高丽方面对于《施氏七书讲义》这样的武经注解之作是有需求的，完全有可能是从宋朝购入此书也就不奇怪了。而《施氏七书讲义》传入高丽境内，在当时而言并不困难。南宋坊刻业发达，朱熹称，福建“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
者，无远不至。”
⑧宋末戴表元曾称，南宋江湖诗派领袖戴复古“其吟篇朝出镂板，暮传咸阳，市上之金，
咄嗟众口，通鸡林海外之舶，贵重一时”。
⑨鸡林在当时即指朝鲜半岛，可见当时南宋江浙、福建沿海与高丽之间的海上图书贸易颇为发达。现今许多国内绝版的宋元善本书，都能在朝鲜发现其踪迹，足证这条海上书籍之路的通畅性。因此可以推断，《施氏七书讲义》正是经海路传入高丽，又在高丽被翻刻，从而成为“朝鲜本”的。
至此，通过对“贞 壬午”的索解，《施氏七书讲义》传入日本的途径已经清晰浮现出来：十三世纪初该书在宋朝刊行后，经由海路传入高丽，高丽人在壬午年（
１２２２）翻刻或抄录宋本时，混入了其贞 年号。此后高丽本至晚不迟于建治二年（１２７６）传入日本，北条氏抄录此本，此即日本国内现存最早的金泽抄本。此后三百年间，《施氏七书讲义》在日本主要通过抄本的形式传播。到了天文六年（１５３７），日本又出现了第二种《施氏七书讲义》抄本，如今同样仅余残卷。天正四年（１５７６），作为当时日本汉学中心和高阶武士教育场所的足利学校专门组织人员对
《施氏七书讲义》文本进行了校订，
⑩是为足利学校旧藏天正四年抄本。这一抄本的问世，表明《施氏七书讲义》已经跻身官方军事教材的行列。到庆长年间（
１５９６－１６１５），德川家康逐渐掌握了日本实权，令足利学校庠主释元佶以活字刊印《武经七书》，以足利学校旧藏抄本《施氏七书讲义》为底本，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⑩［
日］涩江全善、［日］森立之等撰，杜泽逊、班龙门点校：《经籍访古志》卷４，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３页。
《金史》卷１３７《外国传·高丽》，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２８８８～２８８９页。
［
朝］郑麟趾：《高丽史》卷２２《世家第二十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９０页。
［
朝］郑麟趾：《高丽史》卷８７《年表第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７４７页。
［
朝］崔蠫：《西河先生集后序》，［朝］林椿：《西河先生集》，朝鲜肃宗三十九年（１７１３）刊本，第２９页ｂ。
⑦［
朝］郑麟趾：《高丽史》卷７４《选举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５９、２３６０页。
朱熹：
《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朱子文集》卷１０，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４０
９～４１０页。
戴表元：
《石屏戴式之孙求刊诗板疏》，《戴表元集》卷２４，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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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七书讲义》东渐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兼论中日《武经》研究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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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施子美注文，加以和文训点。全书于庆长十一年（１６０６）刊成，是为日本第一部以活字刊印的兵学典籍，德川家康将其分赐各亲藩大名和旗本武士，并
“普使天下之武生讲读之”。
①由于江户初的高阶武士汉文水平本身就不高，难以理解白文无注的《武经七书》，故而刊印全本《施氏七书讲义》作为辅助教材就被提上了日程。约在庆长、元和之交，上文中提到的户田为春，率先以活字刊印出全本《施氏七书讲义》。户田为春是江户初期美浓大垣藩主户田氏铁的弟弟，江户初大儒藤原
惺窝的弟子。作为高阶武士，户田为春的刊印目的显然并非射利，而是为响应德川家康鼓励武士研习兵法的号召。这一刊本流传度颇广。当时重要的汉学家林罗山和石川丈山对此本进行了训点和批注，批注内容相当丰富，注中征引他书达数十种之多，足见他们是将此书作为研习武经的核心底本来运用的。据林罗山批校本中每篇的篇末小记，可以看到林罗山及其子林鹅峰两代人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中至少三次详细批阅全书。不仅如此，林罗山受命为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撰著和文军事教材（即《武经七书谚解》）时，几乎完全以《施氏七书讲义》为参考对象；林鹅峰还受陆奥白河藩藩主、式部大辅松平忠次邀请，以其父批校的《施氏七书讲义》作为讲筵课本，在宽永二十年（１６４３）至宽永二十二年
（１６４５）间为其讲解《孙子》。
②这些史实既反映了江户初日本社会上层对中国兵学持续的热情，也表明《施氏七书讲义》是江户初日本社会学习和理解《武经七书》等兵学典籍的最重要参考对象。
户田本《施氏七书讲义》在江户社会上层的流行刺激了京都、大阪等地的出版商，他们迅速跟进，先是角仓素庵以精美的纸张和装潢重印户田本，将其献给天皇，入藏御书库，继而岩田七兵卫又于元和七年（１６２１）在京都刊印了第二种活字本《施氏七书讲义》。宽永十一年（１６３４），丰雪斋道伴（即中野道伴）以活字本为底本，再次在京都刊行《施氏七书讲义》。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有三种和刻本《施氏七书讲义》问世，足见江户初《施氏七书讲义》之流行程度。
到元禄十一年（１６９８），尽管此时涌入日本的宋明武经著述已多达三十余种，《施氏七书讲义》的流行度却并未因此稍减，井上忠兵卫等人据宽永本重印该书。从内阁文库所藏元禄后印本《施氏七书讲义》笔画模糊的情形可以看出，由于原版多次印刷，已经出现了版面磨损的情况，此书印刷量之大可见一斑。进入１８世纪后，《施氏七书讲义》时常作为引用对象或校勘底本出现在诸如神田胜久《武经七书合解大成俚谚抄》、深井彪《七书日讲》、喜多村正方《七书便义》这样的日本本土兵学著作中，既说明此书仍保持着相当高的学术地位，也表明当时获取此书的途径较为便利。到文久三年（
１８６３），作为江户汉学中心的昌平坂学问所重新勘定《施氏七书讲义》的文本，依据林罗山在批校本中的校勘意见，将序中“贞 壬午上巳”六字加以重新恢复，由出云寺万次 以“
官版”名义刊行。不久，明治维新开始，《施氏七书讲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被数次重印。一些旅日中国人士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购得此版《施氏七书讲义》并将其携回国内的。
二、《施氏七书讲义》对日本兵学的影响通过对《施氏七书讲义》在日流传轨迹的梳理，不难看出该书在日本的传播高峰期出现在１６世纪末至１７世纪末，也就是战国末期至江户初期。而这一时期既是日本社会对于兵学理论资源最为渴求的时期，也是其本土兵学体系奠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１
５世纪下半叶到１６世纪末，日本始终处于战争频仍的状态，控制关东地区的后北条氏家族允诺予以资助，其动机是出于对足利学校所培养的精通易学卜筮和兵法的毕业生的需求。这些人才在战
①②［
日］神田胜久：《武经七书俚谚钞自序》，《武经七书俚谚钞》，正德四年（１７１４）文金堂刊本，第１页。
批校本第一册书末题“
宽永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因松平式部大辅忠次所望而始开筵，至四月十三日此一册讲了，春斋”；第二册书末题“此一册因松平式部大辅忠次所望而讲之，宽永二十年（１６４３）六月二十六日，春斋”；第三册书末题“此一册因松平式部大辅忠次所望讲之。十三篇皆了毕。正保二年（１６４５）十月十三日，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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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规模日趋扩大、指挥作战日益成为专门之学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宝贵。所以足利学校在天正四年组织人力校订《施氏七书讲义》，正是希望通过编订教材以强化军事人才培养的体现。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后不久即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令释元佶以活字刊刻《武经七书》，同样是出于对培养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到庆长年间，随着德川幕府的建立，战乱走向终结，但社会整体氛围并未立即转向文治，讲武备战仍是幕府高层的首要关注点。元和元年（
１６１５），德川家康颁布《元和令》十三条，第一条即云：“文武弓马之道，专可相嗜事。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焉。弓马是武家之要枢也，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
用之。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
①既然幕府要讲武备战，武士要修习“文武之道”，则不仅需要实战技能，也需要军事理论和知识的支撑。
而当时日本的本土兵学理论尚未成熟，无法承担这一需求。这种情势下，渴求军事理论资源的幕府高层和高阶武士，自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兵书。《施氏七书讲义》本身既包含了七部中国兵学经典的完整文
本，又是当时日本所能见到的最具系统性的武经注解之作，兼具权威性与系统性，且在日本有较为悠久的传承史，积累了一定受众，因此得以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脱颖而出，被当作研习中国古典兵学理论的桥梁与窗口而加以推广、传播。以林罗山、石川丈山为代表的江户初汉学家，一方面通过咀嚼和消化《施氏七书讲义》“输入”兵学理论知识，一方面通过和译《七书》、举办讲筵等方式向江户社会“输出”这些理论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哺育起了山鹿素行、北条氏长、长沼宗敬等第一代江户兵学家。可以说，“江户兵学”在其“摇篮时代”就已经受到了《施氏七书讲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兵学文本体系方面，《施氏七书讲义》既为日本社会提供了权威的古典兵学文本，也由此形塑了日本社会认知中国古典兵学的基本框架。在《施氏七书讲义》东渐之前，《孙子》《三略》等书已经零星传入日本，但抄本稀少，舛误颇多。在与中国、朝鲜的接触中，日方逐渐了解到两国武学皆以《武经七书》为官方教材，却苦于始终未曾得到宋代官刊本《武经七书》。②《施氏七书讲义》的传入，使
日本终于得到了较为完整准确的《武经七书》文本。德川家康用幕府名义刊行以《施氏七书讲义》为底本的《武经七书》原文，赋予了其官方认证的权威文本地位。到１
７世纪中期，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武经著作涌入日本，在文本方面向《施氏七书讲义》提出挑战，虽起到了修正和辅助校勘的作用，却都没能动摇该书作为官方认证的权威文本的地位。山鹿素行、神田胜久等江户兵学家在其关于
武经校勘的著作中动辄引称“旧本”如何，
③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校勘底本，这一“旧本”即是指《施氏七书讲义》本。
随着《施氏七书讲义》作为官方武经文本地位的确立，以及其后更多武经著作输入日本，这些武经著述背后的“兵学文本体系”观念，即“夫兵书古今
虽多，诸家说凡以《七书》为枢机”，
④也自然渗入了日本读者的认知结构中，使其自然地认同七书作为中国古典兵学“核心”与“代表”的地位。作为这种认知观念的结果，整个江户时代对中国古典兵学的研究，绝大部分以七书为整体对象而展开。从林罗山《武经七书谚解》开始，《武经七书谚义》《七书便义》《武经七书句解》《武经七书字义》《七书正义》等“七书类”著述多达四十余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武经系统之外的其他中国理论性兵书尽管也曾零星流入日本，但却反响寥寥，乏人问津。
其次，《施氏七书讲义》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兵学研究与撰述的范式。《施氏七书讲义》的体例是：
分段录七书原文，先解释文意，再引史实案例加以印证和诠释；若有疑难或分歧则引诸家之说，折衷调和而附以己见。这一体例的核心，即在于重视
①②③④［
日］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３·近世》，岩波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６８页。
日本静嘉堂文库现藏有南宋孝宗、
光宗年间刻本《武经七书》，但此书原系陆心源?宋楼所藏，直到２０世纪初才被岩崎氏购至日本。
参见［
日］山鹿素行：《武经七书谚义》，宽文十三年（１６７３）写本；［日］神田胜久：《武经七书合解大成俚谚抄》，正德四年（１７１４）文金堂刊本。
［
日］释元佶：《武经七书跋》，《校定训点武经七书》第７册，宽永二十年（１６４３）刊本，第４１页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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