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文学“(指二次大战后的文学)出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局面。无论从作品形式还是内容来看，它都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从思想角度来衡量的话，战后文学者思想之深奥，也是其他时代无法企及的。大江健三郎对战后文学者评价非常之高。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特意提及“战后文学者”一词，说明战后文学者具有重要意义。他在一篇题为《同时代的战后》评论中也指出：“在我们面前，战后文学者的创作仍在进行。给他们冠以战后文学者这一称号，也许是我国近代以来文学词语中最有意义的一词。这决非是个人随意或是某政治集团臆造出来的，而是由时代培育出来的。”
日本战后文学是在一片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战后派的许多作家经历过战争，有的手上甚至还沾有血腥。战后派文学的出发点首先站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控诉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行为。日本战后文学还有一个出发点，即在广岛长崎发生的灭绝人性的爆炸。所以，战后派文学不光停留在反战意义上，他们的文学作品还证实了人类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代。此外，日本战后文学另有一个新的经验，即在体验了民主主义制度之后，它对任何事物任何思想都不抱绝对的价值观。换言之，它们蕴藏了否定一切的力量。
战后文学者即为同时代的战后思想者，因为他们的文学思想与“战后”有特殊关系。正如战后作家大冈升平所指出的那样，“谈论大江健三郎，不外乎要涉及到三分之一的战后文学。”此语说明了大江健三郎与战后文学的特殊关系以及大江文学的重要性。
日本战后文学复苏之快出乎一般人意料。在短时期内许多杂志纷纷创刊、复刊，犹如雨后春笋。同时战前受到压制的左翼作家，一个个扬眉吐气，他们纷纷拿起笔来写作。但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战前进步小说相比，战后的进步作家多以描写本人生活为主，社会题材明显减退，这也是左翼文学走向衰弱的迹象。不过，运用“私小说”手法来描写作家本人的生活本就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特点。 1960年，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他在一篇题为《野间宏—全面救济》的评论中指出：“1960年夏天，我在野间宏怂恿之下访问了新中国。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率领的一人中，我是一个不经世面最轻浮的年轻之辈。……我一直关注他在战前、战时以及战后所走的步伐。当读完《青年之环》之际，我感到我们面对着一位具有真实感的全面性的人物。是他在鼓励我们向往生活，而不是将我们引向死亡；是他给我们带来微薄的希望，而不是给我们涂上一层绝望的粘液。”
大江健三郎曾精辟地指出：“当我们的时代遇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灾难之际，大冈升平的文学证实了这一切实意义。我们的想象力也体验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不可能从这一地点倒退到天真无邪中去。当人类站立起成为使用道具者之始，‘进化’并未结束。人类不断在‘进化’，最终它走向灭亡也好、或是得以自救也好，总是朝着默示录般的世界观或末世幻想向前迈进。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人类在长远的历程中所经历的最关键的一道关口。”笔者认为，大江健三郎的批评是人类的一个共识，同时尖锐地指出了人类的弱点。
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诞生
日本战后文学发展之快，也与一年两度的文学大奖——芥川奖和直木奖紧密相关。这两个文学大奖设立于1935年，当时未免带有国家扩张意识。如获得首届芥川文学奖(石川达三)的小说《苍氓》(1935)描写了日本移民巴西的境况。再有，获得第三届芥川文学奖(小田凝夫)的小说《城外》(1936)则描写了一名日本外交官与中国农村妇女的相爱故事。如今日本的芥川文学奖已分别授予在日朝鲜人作家、美裔作家、在日中国人作家，扩大了芥川文学奖的国际影响。
在强大的新闻媒体支持下，日本战后文学蓬勃发展。文学新人不断涌现，迎来了日本近代
文学史上第二个春天。50年代后期出现了几位令人瞩目的年轻作家，如以《太阳的季节》(1956)获得第34届芥川文学奖的石原慎太郎(1931-)，以《裸身的皇帝》(1957)获得第38届芥川文学奖的开高健(1930-1989)，以《饲育》(1958)于翌年获得了第39届芥川文学奖的年仅23岁的学生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这三位新人的小说各有特。小说《太阳的季节》描绘了反社会伦理的年轻人的不良行为，当时这位作家成了年轻人的偶像，以至于社会上以“太阳族”来形容那些胡作非为的年轻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中所渲染的是一股狂热情绪。文洁若称此小说为“伦理的真空地带”。《太阳的季节》发表之后，石原慎太郎再也未写出轰动社会的作品。他后来参政，当选为自民党议员。在他的政治家生涯中狂热倒成了他的主要政治彩。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石原慎太郎曾不以为然地一口否定了战后派文学；在座的大江健三郎虽然没有反驳他，但心里觉得自己和他不是同路人。
大江健三郎的早期小说手法，受法国作家加斯卡尔·皮埃尔(1916-1997)的影响较深。加斯卡尔·皮埃尔有过战争体验，他曾在苛酷的军队生活中磨练过，并在纳粹集中营有过俘虏生活。这种体验使他有了独特的眼光。战争结束后他身为报社记者开始写小说。他亲身经历过野兽般的时代，促使他对动物本能异常关注。他的初期小说几乎都描写了动物以及野兽，这本是对人性的一种反思，并形成了加斯卡尔·皮埃尔的文学特。1954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时，加斯卡尔·皮埃尔作为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中国。他还撰写了《开放的中国》(1955)。
大江文学中出现的昆虫描写以及小动物的感觉，可以说皆从加斯卡尔·皮埃尔的文学中来。但大江无法像加斯卡尔·皮埃尔那样直接去描写野兽的本能，因此他从小动物的感觉入手获得了新颖的描写手法。大江健三郎的文体多种多样，如早期小说《饲育》中出现了肤、嗅觉等生动的描写。之后，在大江的小说里出现了各种小动物的栩栩如生的感觉描写，或通过狂欢等描写对人物的性格行为、思维方式加上了较长定语的修饰句法等等。这种对人物的表情、外表动作等直接的描述手法，起到了更好的修饰效果。由于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比喻手法的文体，致使一般读者不易接受。
战后作家埴谷雄高曾对大江健三郎评价说：“用科幻小说来作形容的话，大江健三郎所具有的奇异的力量好像是一台奇特闪光的内燃机。即它是人类首次自觉到在自己内部燃烧的最初的原始装置。它又是一台面向未来的‘超’新型内燃机，燃料可转化成‘无限的动力’，可推动世界所有的一切。大江健三郎确实作为‘迟到的青年’，他一天比一天困难，将会面临到我们所意料不到的新的困难局面。即便是绝对不燃物也将会被他融化，并发出一种奇特的灰白的闪光。”(《核时代的想象力——关于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的语言环境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日本战后文学的兴旺，在于时代不断涌现新人。大江健三郎生于1935年，他家在日本爱媛县中部的边缘山区喜多郡大濑村(现为内了町大濑)，周围是山峻岭。他6岁入国民小学，当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上国民小学五年级(10岁)时日本投降。据大江健三郎回忆，他在国民学校接受的是天皇主义，几乎每天都受到校长或教师的打骂。从学校回到家里，他从祖母或母亲那里受到的则是另一种教育方式。祖母和母亲经常给健三郎讲故事，故事是有关村子里发生的农民起义风潮。少年时期受过皇民教育、并在祖母和母亲熏陶之下长大的大江健三郎，后来在几部小说中描绘了农民起义风潮，对人物刻画下了很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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