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信访工作纪事
作者：孟兰英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7年第9期
孟兰英
人民众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同志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常常是亲自办理人民来信来访，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思想和实践。 作为革命事业的大事来抓
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在办公机关内挂上了“来访接待室”的牌子。之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苏维埃政府都相继设立了人民信访的工作机构，人民信访工作由此产生并逐步发展。1934 年1月，在《关心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对于广大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就告诉我们，重视不重视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既是密切与人民众关系的问题，也是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大问题。
当时，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省、市及县的政府机构，都设有内务部（科）、工农检察部（科） 等部门。人民信访除中央政府的秘书处、内务部同时受理外，大量的众信访、控告主要由工农检察部受理。
在这期间，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根据人民来信提供的线索，领导查处了瑞金县贪污案。瑞金县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谷票及各种实物折合大洋2000余元，经法庭审理后判处唐达仁死刑，并没收其个人财产。
延安时期，又告诫全党：众生产、众利益、众经验、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一大批热血青年从海内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和党中央对此非常关心。其中大多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深造，还有不少人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人民海军报》总编辑的柳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为此事写信给，并得到的亲笔回信。
柳夷同志：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认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于（与）三大队负责同志
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最后告诉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敬礼！
十月三十日
的这封回信不是一般地应付了事，而是实实在在地回答问题。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在工作繁重的情况下，还抽时间给一个刚走入革命队伍的青年回信，使人感动。
及时处理人民来信，时刻关注众诉求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众在信访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数以万计的批评建议和揭发控告信投向各级党政部门，有揭发不法奸商坑民害民的，有检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有反映干部官僚主义的，有批评挥霍浪费的，有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等等。根据的提议，1949 年8 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专门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处理信访工作。1950 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由田家英任主任，负责处理众写给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1951 年3 月，政务院秘书厅又成立了“众信件组”，专门负责处理所有众来信。
1951 年，针对各级党政机关信访数量增加的情况，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情
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对处理众来信做出具体安排：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的，则不要另设专人。
1951 年8 月31 日，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有位工人给写信，反映他们工厂工资不合理并提出调整建议。办信的同志将信件压了几天。知道后，发了脾气并严厉地批评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立即回信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了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并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
1952 年6 月16 日，有一位原国民党军官写信给，反映他们中的一些下级军官失业后得不到救济，生活十分困难。对此作出批示：“周总理：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周恩来随即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这年冬天，举办了一次“失业军人就业”活动，使这些人得到了安置。
早在信访制度创设之初，就强调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对众来信中所反映
的问题，只要意见合理，要求正当，他都认真阅批。他喜欢看来信的原件，重要的地方，还划上记号以示注意。对批转的信件，他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并报结果，不允许走形式。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所长吕澄同志曾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了17 年，他回忆说：从1949 年春在香山双清别墅起，每天都要看十多封（人民来信）。要求我们把人民来信逐一分类，他指示每一类都应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送给他。吕澄说：对人民来信上看得相当仔细，有的地方还要用毛笔圈圈点点作出重要批示。自20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来访信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有时一天要看几十封众来信。刘少奇发现后对秘书室的同志说：“主席的工作量太大了，今后是不是可以选送一些：一般的来信可以搞内容摘要。”同意了，后来每天送五至十封信供他阅处。
对人民众提出的正当、合理要求给予适当解决作为人民领袖的，时刻把人民众的冷暖温饱挂在心上。每当通过人民来信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到他们的倾诉，看到他们的困难，总是难以释怀。对于众来信来访提出的关于工作、学习、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合理要求和建议，都会给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倾注心血，鼎力解决。
1962 年2 月12 日，上海市一位普通工人金祥根写信给，反映物价上涨，工人们节衣缩食多年的积蓄在不断贬值。他在信中还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政府应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众对币值有充分信心；第二，有关部门应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措施等。让这位工人没想到的
是，这封措辞激烈的信牵动了和许多人的心。于3 月4 日把信批转给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语是：“先念同志，请您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的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除了批示给李先念同志去研究外，这封信又发至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和财贸办公室的几位副主任阅，并被列为中央传阅文件1962 年349 号。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凡是关系到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是给以高度重视，毫不含糊地作出指示，提出要求，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1950 年，秘书田家英看到一封反映北京大学学生功课负担太重、营养不足、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立即送给了。批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后经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提出了改进意见，提高了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伙食费标准，改变了功课太多太重的状况。
1950 年，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吴启瑞写信给，反映她有8 个年幼的孩子，因经济上有困难，无力扶养。看完来信后，提笔复信，建议有关部门准予将其中三个小孩安排在苏南干部子弟班学习，以减轻其困难。并告诉她，如有其他困难可去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商量解决。同时还给苏南区党委领导同志写了信，请帮助解决。
1951 年10 月，原北京师范大学一教授遗孀写信给，反映其丈夫不幸突然逝世，遗有三女二
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八个月。本人无职业，而有关方面又停发了她丈夫薪水。一边看信一边用铅笔在信上画了许多横道道，然后把信批给秘书田家英，请他去看望、慰问了这位母亲并妥善安置。
1975 年8 月5 日，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写信，反映她到延安、大寨、红旗渠等地参观学习时，发现那里的食盐价格高。她在信中说：食盐、布匹是人民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售价这样高，这是对待山区、老区人民众的态度问题……于8 月13 日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根据的批示，这封来信不仅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传阅、讨论，而且还作为中央当年9 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从而引起了全国对这类问题的关注。
1975 年10 月19 日，老作家姚雪垠向写信，汇报他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情况，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写作完成这部历史小说。信中还谈了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此时，已患病多日，尤其是眼疾很重。尽管这样，他还是认真地看了姚雪垠的信并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并指示有关部门帮助这位老作家解决困难。在的关怀下，姚雪垠从武汉来到北京，专心于写作，陆续完成了《李自成》2 至5 卷的创作。
从处理人民众的来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关怀干部，注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一些事例。1
974 年12 月，一位受审查干部的家属给写信，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从宽处理。在了解情况后批示：“免予追究。”1975 年7 月，在看了一位受审查干部的来信后批示，此案“拟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对人民众来信的高度重视和及时处理，充分展示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
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指导信访工作、制定各项政策1949 年8 月，北平市在中山公园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出席并作简短讲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念给大家听，大意是说国民党、共产党半斤八两，粮食不断涨（涨价）！说：“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制止‘ 粮食不断涨’！”此后不久，打击“粮老虎”的运动开始了，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断涨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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