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鲁迅引以为知己的共产党朋友
作者： 张家康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3年第3期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因肺病发作留在了上海，直到1934年1月离开。“脱离了政治舞台”的他又开始从事自己中意的读书写作，而更使他感到“最惬意”的是，他得以认识鲁迅，并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和同志。 瞿秋白的译本令鲁迅高兴得“不可以言语形容”
关于政治，瞿秋白似乎已开始“厌倦”。那些无休无止的是非功过的纠缠，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幸好现在因病可以避开锋芒，过一段清静的日子。他计划着回到“‘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瞿秋白按照地下工作的暗号，很快便与老友茅盾会面。久别重逢，分外高兴，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他高兴地对茅盾说：“我早就想拿起笔写作，只是一直不得机会。现在好了，我也可以从事写作，这是我所乐意做的事情。”
瞿秋白一直想见到鲁迅，他知道茅盾和鲁迅是亲密的朋友，便恳切地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茅盾知道他的心思，答应有机会一定引见。 瞿秋白在茅盾家见到了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便告诉冯雪峰：“中央已经让我在上海养病，我很想趁此机会重操旧业，翻译一些俄国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给我个安全僻静的地方？” 冯雪峰费了一番周折，将瞿秋白夫妇安排到福康钱庄少爷谢旦如家住宿。谢旦如既爱好文学，又同情革命，在他家里居住比较安全。这样，由茅盾再由冯雪峰，他和左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向他作了通报，鲁迅听后十分振奋：“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他还告诉冯雪峰，由瞿秋白来过问左联的活动，将是一件好事。
鲁迅从日文版本转译过一些俄罗斯文艺理论的文章，他早就想从俄文版本直接翻译，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才，现在瞿秋白就在上海，由他来接受这件工作，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鲁迅对冯雪峰说：“我们就‘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这年秋天，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鲁迅检读译稿，发现序没有译，心中很是不踏
实，《铁流》如果没有序，那将是部带有缺憾的著作。鲁迅立即想起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鲁迅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赞赏道：“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不久，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剧本交由瞿秋白，瞿秋白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后，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他还说，在读过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他还在信中表述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鲁迅很高兴地读过这封长信，立即给瞿秋白回信，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十字街头》
上。鲁迅的回信，首以“敬爱的J.K同志”（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笔者注）相称，信中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来越贴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瞿秋白的离开令鲁迅的脸“庄严而带着忧愁”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一点矜持尴尬的表情也没有。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酒菜，两人又是边饮边谈，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告别。许广平还是在女师大读书时，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现在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成、更成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仍期待着与鲁迅的会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9月1日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
对鲁迅一家的到来，瞿秋白夫妇感到特别高兴。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瞿秋白对粤语陌生，特意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
看着他们谈兴正浓，杨之华悄然退出，来到饭馆叫了一桌饭菜。当他们迟迟坐下用餐时，才发觉菜已经凉了，而且味道也不好，杨之华心中很是不安，鲁迅却全不在意，席间，仍和主人谈笑风生，十分亲热。
鲁迅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以后，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如“何凝”“维宁”“宁华”和“它兄”等。
杨之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很想拿给鲁迅看看，可又没有勇气。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大先生”。
杨之华不想以自己的习作，去打搅鲁迅的工作。瞿秋白便再三劝说道：“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
当天下午，鲁迅接过文稿便认真阅读，将稿中错字一一校正，再用楷体和草体书写，然后用纸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腥风血雨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鲁迅曾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1932年12月23日深夜，受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负责转移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的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
鲁迅的选集实系出于瞿秋白之手
瞿秋白夫妇在上海时，中央每月只发给十六七元钱，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这微薄的经济收入，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惟能糊口而己，哪里谈得上治病和调养。难怪周建人在1932年初秋，和他相会于鲁迅家时，会如此的惊诧和不安：“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和神情都很坏。身上穿着一件长衫，破旧不合身，好像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
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稿酬贴补身无长物的困窘生活。瞿秋白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他的名字是不能见诸于书报刊的，只得借助鲁迅的影响，以笔名发表文章。
1932年11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文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共收10篇小说，其中由杨之华初译，瞿秋白校定，以文尹笔名翻译的绥拉菲摩维奇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
阿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赶忙译了高尔基的4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创，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只认得赢利的，不几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
鲁迅知道后很生气，他告诉阿英，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否则他的《二心集》要拿走”。这样，“几经交涉，总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稿酬也较高，“出千字三元”。
次年2月16日，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到上海，尽管他在上海只停留半天，却已给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萧伯纳途经香港时，发表的演讲中，已显露出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于是，神经过敏的记者们，或褒或贬，大做文章。一时间，萧伯纳成为舆论的热点。鲁迅和瞿秋白都想把这些文章集辑成册，编成一本书，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
他们很快投入工作。许广平到北四川路的报摊上，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然后又和杨之华共同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署名乐雯，鲁迅写序，瞿秋白写卷头语，由野草书屋出版，书名《萧伯纳在上海》。
鲁迅知道瞿秋白不愿接受馈赠，便有意帮助他，让读书人以卖文所得，来弥补贫乏的经济来源。《萧伯纳在上海》的出版，便是属于这种情况。
这年3月至10月，瞿秋白有过一段较为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写了一些精美的杂文：《王道诗话》（3月5日）、《伸冤》（3月7日）、《曲的解放》（3月9日）、《迎头经》（3月14日）、《出卖灵魂的秘诀》（3月22日）、《最艺术的国家》（3月30日）、《〈子夜〉和国货车》（3月）、《关于女人》（4月11日）、《真假堂吉诃德》（4月11日）、《内外》（4月11日）、《透底》（4月11日）、《大观园的人才》（4月24日）、《儿时》（9月28日）、《中国文和中国人》（10月25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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