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春荣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7年第6期
1934年1月18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身患重病的红一方面军某团团长李学濬，斜倚在病床上，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写了一封信。十天后，这封信被公开刊登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第26期第4版上。这使我们有机会读到这封80多年前写给赤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充满革命精神、洋溢高尚情操的红军来信。 李学濬写的信仅数百字，开门见山，情真意切，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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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劳（痨）病更厉害了，最近大吐血，喉溃烂，言语食物困难，胃不消化，据说是到了末期。当然人人都有一死，总要死得光荣。我由南昌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的死在战场，反而病死在后方的床上，这是我当红军以来最不幸的一件事。
二、现在正是斗争紧张节省经济的时候，每个同志应该把在娘肚子里的力量都拿出来消灭敌人。我不 但不能在前方为苏维埃流最后的一点血，倒来受政府的优待，每月给我休养费，这是我很不安的。我在医院生活很好，现在我只有在生活费中，每月节省1元大洋来帮助战争经费，请转内务部由2月起扣除。
三、1933年的公谷费2元及1934年的公谷费，我不领，自愿给予战争经费。
李学濬
1月18日于附属医院病床
李学濬，生平不详。但从信中可知他是个参加了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老红军，6年后，在中央苏区（或许就在瑞金）参与了第一个以南昌起义为标志的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人民军队建军节的庆祝活动。数年间，他身经百战，由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中级军事指挥员，一个共产党员。军务之外，他还关注辖区地方事务，对发现的各种贪腐、失职行为及时投书报章，予以揭露批评，表现了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凛然正气与责任心。《红中华》第17期（1932年4月13日）、第18期（1932年4月21日），就接连在《突击队》专栏刊登了他署名“学濬”的3篇批评稿：《有名无实的赤戒严》一文，批评管前到汀州70里路上唯一的检查站形同虚设；《区苏主席反对执行红军优待条例》一文，批评宁化西区苏主席面对红军战士质询为何不安排劳力帮助红军家属耕田，他竟傲慢地说：“哪个要你去当红军呀！”《好大胆的连副政治委员》一文，揭露独立五团第二营第六连副政治委员赵九苟 贪污、吃烟，以致公然开路条给火夫去买烟，还要沿途机关步哨放行。
李学濬年纪轻轻（其时不过二三十岁吧）就得了病（俗称痨病），且到了晚期，以致大吐血。由于在战争条件下，当时当地缺医少药，营养和休息条件也差，这个病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而且他还患有喉疾，喉部溃烂，致使说话和进食都很困难；胃的消化功能也不好。身体糟糕到这个状况，终于不得不住进了红军医院，接受和休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值此生死之际，他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和悲哀，而只有对死的方式和价值的思量。
他在信中对坦言：“当然人人都有一死，总要死得光荣。”这令人想到他很可能读了并记得司马迁说过的话：“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毛。”更令人相信，这是他受党多年教育的心得。怎样才算死得光荣？在他看来，那就是要死在对敌作战的战场上，是死在扩大和保卫苏区、发展和巩固红政权的战斗岗位上。因而，若病死在后方的病床上，他便觉得是自己当红军以来“最不幸的一件事”。这是一种怎样高尚而纯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啊！
李学濬在医院养病之时，正值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全力反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在经济上广泛开展节省运动之际，所谓“现在正是斗争紧张节省经济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为消灭红军和苏区，除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军事“围剿”，还加上了交通和经济的封锁。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成立不到三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就在1932年2月17日发布了“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
俭经济运动”的第3号通令。通令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不要乱【浪】费，以免多耗经费。要存着‘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来实行广大的节俭运动，来积蓄金钱或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从此，“节约为革命”的观念日渐深入苏区军民的心中。1933年12月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通过自己的机关报《红中华》，发布《（本报）号召全苏区革命众实践6项节省规约》，提出：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片；机关团体各自节省办公费30%；每村每厂每个机关团体及部队普遍建立节省箱；严厉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者的斗争等。由此拉开了中央苏区新的节省运动序幕。
中央苏区军民响应中央政府号召，迅速掀起了节省运动高潮。中央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博古、、罗迈、邓颖超、潘汉年、成仿吾、陆定一、毛泽覃、刘先等23位从白区来的同志，致信《红中华》表示，他们虽然没在苏区分田，但为着革命战争胜利，还是自愿每天节省二两米给前方红军吃，并且不要公家发给他们夏衣，把这些衣服让给新战士穿。许多红军伤残病员，把休养费省下来交回部队充作战争经费。与此同时，各地扩红支前、赤少队整训、收集粮食和军用物资等支持反“围剿”战争的行动，也紧急开展着。面对如此形势，躺在病床上的李学濬犹如百爪挠心，极其不安——自己不但不能去前方为苏维埃战斗到底，反而受政府优待。可是，病体不支，无可奈何呀！然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还是促使他想到：“现在我只有在生活费中，每月节省1元大洋来帮助战争经费。”要知道，这1
元大洋乃是政府依法发给他的休养费啊！他要如数退回政府转作战争经费，这就意味着他的休养质量会下降。但他为了革命利益，不管自身了。这还不算完，他还表示不领1933年和1934年的公谷费（这是政府发给没有在苏区分田的红军战士的补偿款），“自愿给予战争经费”。
读完李学濬的这封信，一个心中只有革命、只有人民，无限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红军战士的高大形象，呼之欲出，令人动容。李学濬在病危之际想到给写信，或许是他与相识也未可知，但起码表明他对的信赖，还有在中央苏区军民心中的声望。.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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