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毅军 齐苗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5年第4期
宋毅军 齐 苗
和李富春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的岁月里。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两个人共同参加了长征；经历了延安岁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一起进军东北，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本文选取了延安时期和李富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历史片段，再现他们患难与共、相互支持的革命情谊。 组织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上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部长同志、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采取直接领导的办法工作，办事效率很高” 1937年11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全国工作大开展，领导干部不够分配，请即刻将……等诸同志派回中央工作。”11月29日，同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面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并对各地工作
重新作出部署。会议增补王明、、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李富春等组成党务委员会。不久，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自此，两个人的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当时，中央组织部人很少，包括和李富春也只有十来名干部。中组部内设机构也很精干，除、李富春外，下设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科。1943年，李富春调离中组部以后，中组部就不再设副部长。许多同志回忆，当时，“那里风气很正，大家团结很好，、富春同志十分平易近人”。
最初，和李富春的办公地点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角下一座小巧的四合院里，院内的小山坡上有七八个土窑洞。第一口就是的办公室兼住所，里面非常简朴，但摆设很有条理。秘书回忆说：“办公桌上文件的摆放，都有一定的位置顺序。哪些放在桌面上，哪些放在抽屉里，都有一定之规。而在桌面上放的文件，也都是一叠一叠的分类堆，哪些是急办的，哪些是预备提交部务会议讨论的，都有各自的位置。我去给他送文件时，都按这种规律摆放，有时我放错了，他会马上纠正过来。书架上的书，大都是马列主义原著、同志的著作和一些理论参考书籍，堆得满满的，但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也都是按一定位置摆放的。”后来因为敌机轰炸延安，中组部先后搬到延安北门外原中央党校住处和杨家岭，同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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