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2期（总第368期）
The Family Education of China
调查研究
——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
王晓娜
摘要：为探索父母自主支持、心理控制对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采用父母自主支持量表和心理控制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以及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对1 235名高中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在父母自主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心理控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无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父母养育方式和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部机制，为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基于此，父母要逐步形成自主支持型的教养风格，培养高中生的目标感，构建科学的家校共育机制。
关键词：高中生自主支持心理控制个人成长主动性主观幸福感
作者简介：王晓娜/山东省济南第十一中学一级教师（济南 250031）
一、问题的提出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从个体参与的活动过程而非活动结果中产生。有学者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个体从认知角度依据个人主观设定的标准对其整体生活质量所做的评价，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消极情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己总体
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则是情感维度的表达。[1]
高中生正处于分离—个体化的青春期末期，一方面是“分离”的发展，迫切渴求脱离父母的掌控，获得更多自我管理的权限；另一方面是“个体化”的发展，包括对父母去理想化，发展自主性，接受自己是有独立功能的个体等。[2]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是对子女发展影响最深刻的
收稿日期：2022-06-04
微环境系统，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最原始、最直接也是最有生命力的教育形态。作为两种不同养育风格的教养行为，自主支持是一种积极的教养风格，父母最小化地使用专制、操纵方法，给子女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感支持，指引子女自由探索和实践个人价值和兴趣。[3]心理控制是父母对子女心理、情绪发展的消极控制，父母以言语或非言语的操纵性方式入侵子女的内心世界，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或行为结果而向子女施加压力的行为，包括爱的收回、引发内疚和权威专断三种方式。[4]
自我决定理论强调心理需求的满足就像滋养个体身心发展的营养品，子女只有从家庭环境及时获得“营养素”，才能获得良好的适应性发展[5]。从高一至高三，学生的需求、价值观、个性、兴趣等都会发生变化，父母能否敏感捕捉子女不同年龄段的需要并提供有力的支持，决定了不同年级学生所感受到的父母自主支持和控制水平的差异。此外，父母自主支持和心理控制水平在性别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女孩的社会化进程更多体现在情感导向的家庭角上，需要父母表达出更多情感关心和同理心；男孩倾向于追求个人理想与抱负，需要父母给予更多的自主支持和较低的控制欲。另外，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生源地的不同也会对父母教养方式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本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许多研究表明，自主性是心理幸福感的构成要素，父母自主支持赋予子女更多自主权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尊重、理解并支持子女的自由意志，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而父母心理控制则负向显著预测子女的生活满意度。[6]自我决定理论提出，自主支持型的人际关系会满足个体对于掌控
感的心理需求，生活满意度会更高，从而获得自我整合感和幸福感；而处于控制型的人际关系中时，内在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消极、退缩、悲观，幸福感随之下降。[7]
个人成长主动性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提升和完善自我的倾向，是一种元认知结构。个体持续对个人成长过程进行评估、监控和调整。[8]个人成长主动性包括四个维度:（1）对改变的准备：一个人有能力识别自己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做好开启个人成长第一步的准备；（2）计划性：有能力制订可执行的计划，理解改变的具体步骤；（3）利用资源：有能力获取信息、人力、服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支持；（4）主动的改变：有计划地一步步主动行动。
研究表明，父母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对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四个维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种教养方式可以通过提升子女自尊来增进个人成长主动性，而专制型和纵容型的教养方式会通过削弱子女自尊进而降低个人成长主动性。[9]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阻碍子女个人成长主动性，还会通过降低情绪智力的间接作用，进一步削弱子女自主成长的能力。[10]
关于个人成长主动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个人成长主动性水平高的人把个人成长和发展视为人生的首要目的，把生活中的挑战看作促进个人成长的机会，会收获更多的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11]Keyes认为个人成长主动性是多维度心理健康模型的关键预测指标，且个人成长主动性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12]个人成长主动性凸显了真实幸福的实质，当一个人做出旨在发挥自我潜能的行动时，会产生充沛的价值感。生活满意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因子，一项纵向研究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可以预
测学生15周以后体验生活的满意程度，计划性和主动行为两个维度对生活满意度构成显著的预测指标，而生活满意度却不能预测此后的个人成长主动性水平。[13]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当代青少年自主成长的意念缺失，主观幸福感严重下降，正处于社会适应任务最大挑战时期的高中生承受着更大的学业压力及心理问题的风险。在时代的牵引下，家庭教育在面对社会结构巨变的过程中表现得“力不从心”，父母被长期的无助迷茫、教养不确定感等“内耗”，产生“父母倦怠”[14]，科学有效的养育理念应运成为“刚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个体的主观感受或行为（例如，主观幸福感）是环境因素（例如，父母教养方式）和人的内部因素（例如，个人成长主动性）相互建构、互动生成的产物。
以往鲜有研究综合考察父母自主支持和心理控制对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拓展家庭因素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路径，力求为家庭教育提供科学的教养策略，破解家庭教育实践中的困顿和迷茫，也为高中生个人成长主动性及幸福感的干预研究提供实证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为：H1：父母自主支持和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父母心理控制与之呈负相关；H2：父母自主支持作为一种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提升高中生个人成长主动性，心理控制则会降低个人成长主动性；H3：个人成长主动性分别在父母自主支持、心理控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市某高中抽取高一、高二和高三共28个班级，进行团体施测。经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1 235份，其中男生679人（55%），女生556人（45%）；高一440人（35.6%），高二448人（36.3%），高三347人（28.1%）；从生源地看，城市991人（80.2%），城镇102人（8.3%），县城48人（3.9%），农村94人（7.6%）；独生子女524人（42.4%），非独生子女711人（57.6%），平均年龄为16.07±2.40岁。
（二）研究工具
1.父母自主支持量表和心理控制量表
本研究采用Wang等人编制的父母自主支持量表（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Scale ）和父母心理控制量表（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Scale）[15]作为研究工具。其中，父母自主支持量表共12个题目，包含自主选择和交换意见两个维度，例如，“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父母会倾听我的意见和观点”。心理控制量表共18个题目，包含引发内疚感、爱的收回和坚持权威三个维度，例如，“当我不按照父母的方式做事的时候，父母会告诉我，他们对我很失望”。采用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
的5点计分，量表得分为所有题目得分的平均分。在本研究中，父母自主支持问卷和心理控制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均为0.85。
2.主观幸福感量表
由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组成。生活满意度量表由Diener等人编制[16]，包括5个题目，例如，“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都接
近我的理想”。量表采用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量表无反向计分题项，各题目相加总分得分越高说明生活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由黄丽、杨廷忠和季忠民等人编制[17]，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2个分量表。积极情绪量表由10个情绪形容词组成，例如，“自豪的”；消极情绪量表也由10个情绪形容词组成，例如，“恐惧的”。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1代表“非常轻微或根本没有”，2代表“轻微”，3代表中“等强度”，4代表“强烈”，5代表“非常强烈”）。被试根据自己近1～2周的实际情绪体验作答。在本研究中，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α系数为0.92，其中，积极情绪分量表和消极情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 91和0.93。
本研究将个体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上的得分标准化，主观幸福感的评分指标为“生活满意度得分+积极情感得分－消极情感得分”，其中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成分。[18]
3.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本研究采用Robitschek等编制的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第二版（PGIS-II）[19]作为研究工具。PGIS-II包括4个因子：对改变的准备（例如，“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去做出一些具体的改变”）、计划性（例如，“我知道如何制定一些务实的目标来改变自己”）、利用资源（例如，“当我试图改变自己时，我会寻求别人的帮助”）和主动的行为（例如，“当机会来临时，我会主动抓住每个能让自己成长的机会”），共16个题目。采用Liket 6点评分法（0表示完全不赞成，5表示完全赞成）。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Cronbach’s α的系数为0.95。
（三）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主试由每个班的班主任和一名任课教师担任。施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了集中培训，在征得学校领导、各班班主任以及学生本人知情同意的基础上，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每个班由两名主试统一介绍指导语，并强调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答，答案无对错之分。研究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使用Hayes的SPSS 26.0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三、研究结果
自陈式问卷调查方式以及主试、施测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一方面通过匿名、设计反向题目、严控施测程序等方式保证研究的严谨性，另一方面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问卷所有的71个题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9个因子的特征值
大于1，最大因子只能解释15.75%变异，小于40%的判断标准[20]，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一）父母自主支持和心理控制的特征分析
结果显示，父母自主支持平均分（M=3.70）显著高于父母心理控制平均分（M=2.88），p＜0.001。以年级为自变量、父母自主支持和心理控制为因变量进行的多元方差分析显示，年级的主效应显著，经多重比较得出，高一学生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显著高于高三学生（SE=0.06，p＜0.001），高二学生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显著高于高三学生（SE=0.06，p=0.001），高一和高二学生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高三学生的父母自主支持水平显著高于高一学生（p=0.002）和高二学生（p=0.009），高一和高二学
生的父母自主支持水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在性别水平上，男生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M=2.30）显著高于女生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M=2.73），p=0.02。对于父母自主支持，男生和女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对于是否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父母自主支持水平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分数（p=0.002），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和非独生子女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对于生源地，方差分析显示，和父母生活在城市和县城的学生，其父母心理控制水平显著高于和父母生活在乡镇的学生（p=0.001，p=0.02），其
余因子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而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的学生，其父母自主支持的水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二）父母自主支持、心理控制、个人成长主动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之间的关系
表1 自主支持、心理控制、个人成长主动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M ± SD12345678
1.自主支持 3.70±0.68—
2.心理控制 2.88±0.85-0.37***—
3.对改变的准备
4.42±0.800.34***-0.06*—
4.计划性 4.32±0.850.34***-0.050.87***—
5.利用资源 4.32±0.850.35***-0.020.72***0.68***—
6.主动的行为 4.50±0.820.38***-0.08**0.84***0.83***0.76***—
7.生活满意度21.29±5.760.38***-0.12***0.39***0.42***0.38***0.44***—
8.积极情感27.89±8.040.23***-0.020.34***0.36***0.36***0.36***0.25***—
9.消极情感21.24±8.13-0.29***0.31***-0.19***-0.21***-0.16***-0.19***-0.31***-0.13***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不注。
以年级为控制变量，对数据进行偏相关分析，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得知父母自主支持、个人成长主动性四维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而父母心理控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积极情感无显著相关性，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对改变的准备（p=0.031）和主动的行为（p=0.004）两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但是与计划性和利用资源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三）个人成长主动性在父母自主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SPSS 26.0的PROCESS程序（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利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取样5 000次）计算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不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
对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图所示。Bootstrap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自主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β=0.29，SE=0.07，p＜0.001），置信区间为[0.6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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