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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雪（1990— ），女，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博。 青铜器上的铭文对研究先秦时期中国社会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铭文记载着许多史料缺失和无史料记载的历史，为我们研究商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活、宗教等状况提供了原始的史料和证据。根据已发掘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来看，殷商时期的铭文字数较少，多为几个字甚至一个字。“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证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亦是如此。 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如下几种组合形式：第一种为亲称加日名，或只有日名，表示该器物为祭祀某人而作；第二种为象形意味十足的文字；第三种为亲称加日名，或只有日名与象形意味十足的文字的组合；第四种为祭名加日名，表示该器物的用途。第五种为个人名号加亲称和日名，表示该器物的制作者以及祭祀祖先。
一、殷商时期铭文与氏族形态
“名字”在古代汉语中拆分为“名”与“字”，表示人的“私名”，既是人的代号与称谓，也是人的身份符号，如何使用“名”、“字”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时代，在精神信仰层面和礼仪交往的伦理层面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名、字称谓的观念和礼仪使用规范，殷商时期我国“名”“字”观念形成的初期，在袓先崇拜和宗法制度盛行的背景下，形成了大量源自祖先名的青铜器族氏铭文[1]，
林沄认为，青铜器上的氏族铭文表示的是氏族名，而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姓”[2]
。关于“姓”和“氏”的关系，朱凤瀚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作过较为详细地分析，概括而言，其观点如下：姓指同出于一个女性始祖的亲属组织，即姓族。如姬姓、姜姓，其名号则为姬、姜。其最初必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后，世系以父方计，所以母系姓族遂转为父系姓族[3]
。
氏是一种家族组织，即族氏，是姓的分支，与姓的庞杂不同的是氏一般皆有明确的、可以追溯到一个人的始祖，并且氏更为多样，父子、兄弟不必同氏，一个人也可以有几个氏。
族氏铭文字象形性较强并注重对称装饰，同时又有所简化，或是笔画的简省或是偏旁的简省，而且文字组成部分的位置变易。从现有资料看，殷商时期的族氏铭文共计一千余种，这些族氏铭文又分为“单一族氏铭文”与“复合族氏铭文”两种类型。
“单一族氏铭文”，就是某一氏族组织所用的族氏名号是用
来显示自己的族氏为单纯的一级的族氏组织，一般情况下，其名号只用一个字来表示[4]。
“单一族氏铭文”一般由一个确定的族氏铭文组成。某些单一族氏铭文还附有居住地或者属职官标志的文字。初步估算，金文中由单一族名组合成的复合族名有三、四百种，单一族名有六百种左右，从时间上看，殷商早期多见单一族名，晚期多件复合族名。
“复合族氏铭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一族名组成，并有着不同的组合形式，以 A、B、C 代表三个氏名，可能会出现由 A、B 两个氏名组成的复合氏名，在另外的器物中又可能出现 ABC 、BC、AC等组合形式的复合氏名。“复合族氏铭文”与殷商家族结构、家族形态的关系颇为密切。有学者认为由多数复合族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氏族的结合，几个族氏结合而成的族的标识。复合族氏铭文是由族的不断分支形成的，标记的是与那个大族相区别的小的支族，大族的支族在青铜礼器上铭其族氏之外还铭其所出，标记本族的出身。另有学者从记事的角度对此问题作出考察，认为这些复合族名大概是记祖先之功业或表示该族之特征[5]。
二、殷商时期铭文与等级制度
族氏铭文还体现了身份的阶级差异，某些族氏铭文或专门为特殊身份之人而设，这主要集中在“亚”、“
册”、“子某”等铭文上。现在一般认为它们对族氏铭文起说明性作用，表示该家族的职官等身份，本身并非族氏名号，因为“亚”和“册”单独出现的例子极少见，主要是联缀于其他各种族氏铭文上，因此它们不是一个具体的氏名。单独出现的“亚”或“册”，可能是表示以“亚”或“册”为族氏名号的具体族氏，应该和与族氏铭文相联缀的形式区别对待。对于“贾”的含义争论较多，有的认为是族氏名号，有的认为表示一种身份。
族氏铭文上所附加的铭文“亚”、“册”、“子”都是一种职官性的标记，其并非是一种装饰图案，也不是代表一个具体的族氏名号和其它族氏名号的复合，而是为了标记该家族曾担任的职官，而“亚”、“册”、“子”等职官的地位都很高，族氏铭文加上这类职官性称呼，可能是为了表示或炫耀其出身的高贵。这种铭文由于常与族氏铭文联用，虽本身并不作为族氏铭文，但却略具族氏铭文的意义。
三、西周时期铭文与社会政治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与国家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涉及了西周的分封制、礼乐制度、巡狩制度、职贡制
摘 要：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研究先秦历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为我们研究商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活、宗教等状况提供了原始的史料和证据。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与氏族形态密不可分，体现了不同氏族身份的阶级差异与等级制度。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更多体现了国家政治形态、社
会结构、生活习俗等方面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十分重要。关键词：青铜器；铭文；氏族；史料
浅谈商周青铜器铭文与商周政治社会关系
王 雪
（新乡市博物馆，河南 新乡 4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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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16页）胡琴长过门，这个动作能很好地引起观众的注意力，而在遇到悲苦情节的时候，老生通常会用“叫头”来表现心中的苦闷，在叫头中，需要用身段动作进行提示，用这种方式，使观众明白剧情发展，让观众心中明白并受到感染。
（三）演员需要掌握艺术之美
演员本身需要具有很高的艺术素养，并根据自身对于艺术的理解，对实际的艺术表现进行深层次的探
究，个性化是艺术的生命力，戏曲之美是兼具有艺术之美和生活之美的，因此需要以演员的身法为基本，让演员内心的情感，能通过实际的情感表达表现出来，而观众看得就是演员的动作和情感的融合是不是得当，并以此判断戏曲表现效果是不是出众，例如，因为戏曲表演中很多都是无实物妙言，而要想塑造出实物之感，就需要从演员内心的驱动力为出发点，以巨大的表演空间让观众感受到这种表演，这样能给予实际的空间表现力的价值才是巨大的。 四、琼剧艺术中做功的训练方法
（一）学
重视师学的重要性，通过教师的引导，学会，学精、学通，最后才能融会贯通。因此在学习戏曲艺术的做功的时候，需要重视基础的打牢。坚持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和手势都学会，体会到艺术之根本。同时在艺术学习中，逐渐学懂、学通、学精，这样在学习中才能逐渐知道自身的不足之处。在每一种戏曲的学习中都应当注意取其精华补己之短，尤其是在琼剧学习中，很多指法、身形都是需要不断学习的，只有在严格的自我规范之下善于学习总结，先从模仿开始做起，思则变变则通，在练习中不断反思并升华，知道在学习中总结自我并发展自我，学习好技能，再学习创新的思维和方法，最后衍生出自身对于戏曲的理解，这样才能保证演员的长远发展。
（二）练
万米高楼平地起，要想实现戏曲艺术的扎实掌握，就要打牢地基，练功者需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进练功房，在这里需要练习什么，并且得知是在技术练习中，应当重点练习什么基本功。练功不但需要一个“勤”，还需要一个精，不能一味地练习，更需要以不错的应变能力，掌握这些技能，例如，怎样将戏曲动作从规范到美观，并不是练习能达到的，通过对戏曲人物精神的领会，能帮助演员不断协调身体，优化戏曲表演状态，以达到更好的表演状态。
五、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将戏曲表演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化，就需要做好练功这一环节，做功是演员内外兼修的体现，给演员赋予戏曲表演的外在形象，在内心中，给戏曲创作赋予灵魂，因此在实际的戏曲练习中，需要通过练功来升华自己的曲艺动作规范，通过有效的训练，让学员在做功中体会到戏曲艺术所要带给我们的精神感染效果，以此提升戏曲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冰喻.戏剧表演中的程式在训练和演出中的功能与应用[D].上海戏剧学院,2020.
[2]柏正杰.戏曲发声技术“摇声练习”在美声歌唱练习中的运用[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08-110.[3]万红，宋捷.戏曲导演教学中的“诗词意境练习”[J].剧作家,2006(01):92-93.
[4]赵梦兰.戏曲旦角的亮相及练习[J].当代戏剧,1988(01):62-64.
度、法律制度、廷礼册命与官制、军事制度等。
西周时期的铭文字数增多，书史性质增强。春秋中叶以后，铭文的书史性质逐渐减弱。到战国时，不少器物又回到简略“自名”上去。周代贵族铸器作铭，不再仅仅为了称扬先祖的功德，而是出于多种的原因，大致分为如下几种：记功赏，这一类铭文数量最多。内容一般是先列导语、主文、结语，记载了受赏人的功绩；记册命，是周天子以书面形式向臣工们发布的命令，包括任职令、赏赐令、军令等；书约剂：约剂，又称券契，就是经济来往或法律诉讼中当事双方所立的文书契约；辨器用：记载同一种器物的多种用场；其他：这一类铭文多铸在货币、度量衡器、符节、兵器、玺印文字等，记铸造地名等。
青铜器铭文种类是多样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等级结构、家族宗教、政治、军事、社会等形态，为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四、西周时期铭文与祭祀
西周时期的祭祀铭文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于对“天”的祭祀，二是用于对“祖先”的祭祀。
天命思想是西周最为突出的思想认同，天命的思想不仅在《诗经》、《尚书》等文献上有着突出的体
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上也有充分体现。周人认为天和上帝是具有人格的万物主宰，明辨善恶是非，且有喜怒哀乐，西周时期对天的崇拜构成了当时宗教观念的核心，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不可或缺的重
要的内容。
对于祖先的祭祀“周因于殷礼”，祭祀礼大多是继承了商人的传统，如西周初期著名的“天亡簋”，造型庄重，装饰华丽，制作精致，腹内壁有铭文八行七十八字，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为其父文王举行“大丰”的祀典，实际是铸件人对周文王父子的颂词。
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研究商周历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持续研究为我们今天研究商周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宗教、立法等奠定了重要基础。它弥补了文献史料的空白，各类铭文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有些是文献没有记载的，弥补了文献的缺遗。除此之外，商周青铜器铭文在其他研究领域也不可或缺，金文与甲骨文一脉相承，通过金文的研究，促进了现有甲骨文文字的分组分期研究，推动了卜辞等相关研究的深化。
金文在中国书法领域也不可忽视，金文已经成为书法艺术中专门的书体，商周的金文古朴凝重，含蓄深厚，体现我国早期文字的线条之美。
参考文献：
[1]高晋南.商周青铜器氏族铭文历史来源分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9.
[2]何景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氏族研究[D].吉林大学,2005.
[3]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4]黄善哲.从青铜器铭文看商周政治与社会[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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