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把云贵高原置于民族走廊学术脉络中进行研究，强调这一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意义，阐明了云贵高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分析融合多元文化体系的云贵高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的空间和文化意义。作为跨区域社会体系的云贵高原，又为学界提供了理解走廊与区域族际互动机制的研究视野。这一区域研究一直以来是我国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研究场域，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连通区域【关键词】云贵高原民族通道跨区域社会体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
云贵高原多元的民族文化，一直以来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方法论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岑家梧、芮逸夫、凌纯声、陈序经、江应墚、田汝康等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就开始在云贵高原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云贵高原成为中
国民族研究的一片热土，为我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改革开放后，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于1979年5月在昆明举行，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于1980年10月25日在贵阳召开，这足以表明云贵高原这一区域在中国民族学研究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云贵高原的空间意义逐渐发生了转换。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作为联通各大民族走廊的云贵高原，其空间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全新的跨区域社会体系的云贵高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田。
弹性夹头一、作为“民族走廊”学术概念的云贵高原
“民族走廊”是费孝通为整体理解中华民族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民族走廊概念当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学界以往对民族走廊的研究，重点关注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和西北走廊等。但从费孝通提出民族走廊概念的学术背景来看，云贵高原也具备民族走廊的学术意义。
水溶性聚氨酯费孝通早期对大瑶山的调查更倾向于微型研究。微型研究更注重从具体的实况来观察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从微观的层面来看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从经验层面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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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费孝通更加强调“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强调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宏观视野把握中华民族整体性。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民族彼此交往，相互依存，在我国境内形成了一定的生态历史文化区，可以大体分成北部半干旱草原区、西北干旱荒漠区、东北中低山森林区、东部低山平原、东南低中山地、中部中山高原、西南中高山地、青藏高原、
南海诸岛，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等贯穿其中。这些生态历史文化区之间的交往联系很多是通过各个“民族走廊”连通起来。
费孝通倡导对相关区域板块进行一次综合调查。他说：“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样很好的。我希望云贵高原也不妨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一次综合调查。我们现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的调查，其实是另一个地区，即南岭山脉这个走廊的综合调查的起点。”费孝通在提出“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的学术概念的同时，也提到了将云贵高原作为一个空间单位来调查。实际上，费孝通早在1956年就建议以云贵高原为范围来调查。他说：“我也想建议以贵州或云南等地区为范围，甚至可以再小些，作一次综合性历史研究的试验。”云贵高原一直是费孝通从区域板块来整体理解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空间单位。但在“民族走廊”学术概念的语境中，云贵高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空间，而是一个具有
转轴设计民族和文化意义的空间。
民族走廊研究之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民族走廊的自然空间转化为民族与文化空间。而民族与文化本身的特点决定民族走廊极具流动性。因此，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其内部关系和结构的讨论上。从历史上看，走廊里的民族，其形成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不同走廊之间的民族，在历史上也必然经历着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今民族流动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走廊之间必然是一个有机整体。费孝通所强调的各个走廊之间是一盘棋的含义就在于此。
超越民族走廊的线性空间，去探讨各走廊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特别是在当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更体现其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从云贵高原的自然空间以及民族文化的特点来看，它同时衔接了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和藏彝走廊等其他几大民族走廊而被称为中华民族多元结合为一体的缩影，为讨论区域板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研究空间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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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云贵高原作为民族走廊概念来讨论时，还必须考虑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就自然空间而言，云贵高原扼控长江和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山地面积占绝大部分；就民族构成而言，云贵高原汇集了苗瑶、氐羌、百越、百濮和中原华夏文明五大族系；其民族文化则带有强烈的山地文
化彩。复杂的云贵高原结构通常被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由邦马山、无量山、哀牢山、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山系以及南盘江、元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等水系构造而成的云南高原，居住有彝、哈尼、白、傣、壮、苗、回、傈僳等二十五个民族。作为我国边陲地区的云南高原，其大量的跨境民族流动一直吸引着学界的关注，成为人类学跨境研究的热点区域；而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的贵州高原受学界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但历史上，贵州高原是云南高原通往内地、中原的重要通道。有明一代，云南通往内地的通道大都穿越现贵州高原地域，主要有“普安入黔旧路”“乌撒入
蜀旧路”和“建昌（治今西昌）路与粤西路”。巨木的运送正是通过“普安入黔旧路”运往内地。对于历史上从中原向南移动再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的民族来说，贵州高原也是一个重要的走廊。因此，对云贵高原的研究不能忽视贵州高原这一重要的通道。
贵州高原境内的“六山六水”与广西、湖南、云南、四川、重庆相连，而清水江和都柳江分别流向武陵走廊和南岭走廊腹地。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的贵州，可谓是连接南岭走廊与武陵走廊的中心地带。或者说，从广义上看，贵州高原的一部分区域就是南岭走廊和武陵走廊的一个组成部分。贵州高原与武陵走廊、南岭走廊乃至藏彝走廊在民族走廊学术概念中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关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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