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有“中国虚拟偶像元年”之称，这一年中国虚拟偶像核心市场的规模达到34.6亿元，周边市场规模约645.6亿元。 2021年，在元宇宙基建开发和爆款案例频出的背景下，虚拟偶像迎来发展新高潮，许多公司纷纷入局，进入大众视野的知名虚拟偶像层出不穷，备受大众文化产业市场的关注。例如，抖音网红虚拟美妆博主“柳夜熙”现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的考研试卷。虚拟偶像成了二次元文化突破次元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共青团中央也乐于在包括B站、微博在内的平台主动开展同人相关创作，并探索建构个性化的虚拟偶像。 然而，目前学界对虚拟偶像仍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结合国内多位学者的看法，本文将虚拟偶像定义为通过一系列科技手段在虚拟或现实场景中进行各种类型的偶像活动的数字文化形象，Z世代为其核心受众（指1995—2009年出生的人，即95后和00后，亦即互联网原生代）。
在现下的虚拟偶像家庭架构中，虚拟歌姬、虚拟偶像组合、虚拟主持人、虚拟KOL、虚拟模特、虚拟管家、虚拟播报员等角类型组成了虚拟偶像家庭的像［1］95。若借发展驱动力进行分类，可将虚拟偶像划分为以叶修为代表的内容驱动型虚拟偶像、以洛天依为代表的技术驱动型偶像和以RiCH BOOM为代表的产业驱动型偶像三个大类［2］24。若按功能进行划分，则可将虚拟偶像分为服务型虚拟偶像和演艺型虚拟偶像两类，后者在娱乐和科技的加持下演出、代言品牌、直播带货，已然形成了文娱产业中的一个新业态。
溯源其发展历程，虚拟偶像由来已久。1984年，在日本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位虚拟偶像——林明美开启了虚拟偶像1.0时代，这个阶段奠定了虚拟偶像依托“IP+技术”的基础模型。2007年，在Vocaliod软件技术的支持下诞生的虚拟歌姬初音未来，拉开了虚拟偶像文化全面爆发的2.0时代的序幕，东方栀子、洛天依等中国本土的虚拟偶像也先后诞生。
目前，虚拟偶像的发展已进入3.0时代，虚拟偶像的变现力凸显，进入繁荣发展期，各种类型和领域的虚拟偶像层出不穷，虚拟偶像开始突破次元壁，融入现实世界［3］126。
近年来，随着国内虚拟偶像产业的繁荣发展，我国传播学界围绕虚拟偶像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虚拟偶像趋向丰富化、多元化、大众化的迅速发展过程中，行业内也迫切呼唤更丰富的、更符合国情的、更有前瞻性的学术理论为推进产业发展进行剖析指导。本文选取了近五年（2018—2022年）国内传播学界有关虚拟偶像理论研究的20篇高相关文献，根据相关期刊文献对虚拟偶像的产生、表现、影响、发展等的分析，梳理国内对虚拟偶像展开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并总结其特及不足。
保健椅
一、虚拟偶像：技术、消费与文化的产物
虚拟偶像产生的原因，学界目前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技术进步赋能产业发展
车载多媒体
虚拟偶像的诞生离不开技术的赋能，也有学者的表述是媒介的赋权。其中，语音合成、全息投影、动态捕捉、人物建模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进步推动着虚拟偶像市
2018—2022年国内期刊虚拟偶像的文献综述
周杨瑞娟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四楞筋骨草摘要：文章对国内近五年以虚拟偶像为研究对象的20篇传播学期刊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并简要分析国内传播学界研究虚拟偶像的主要视角。研究发现，学界普遍认为虚拟偶像的产生离不开技术赋能、消费推动与偶像文化的发展，学者们主要从身体与符号视角分析虚拟偶像的载体和形式，研究其物理和文化属性，而从后现代消费主义粉丝文化的角度对虚拟偶像的粉丝主体展开研讨，磋商虚拟偶像粉丝们的偶像崇拜的内因与发展。目前学界产出的相关学术成果颇多，但深入研究的传播学者较少，研究的对象和展开的视角都略显局限，日后需要长久关注更多的新兴虚拟偶像类别，并运用更丰富的研究视角展开研究，以为业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明确后续发展方向。 关键词：虚拟偶像；技术；符号；身体；粉丝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03-0012-04
场升级迭代［2］24。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虚拟空间为人设的架构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虚拟偶像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生活分享营造更多细节，实现跨越虚拟及现实屏障的真实陪伴［4］103。
同时，由于技术打破了现实中时空与阶层的壁垒，也为大规模、集中化和有组织的圈层凝聚、分化与双方的破圈共融创造了可能［3］126。
（二）经济因素引诱公司入局
全球化浪潮和消费主义思潮等经济诱因也推动了虚拟偶像的产生。全球化浪潮下，日本的舶来品——虚拟偶像得以吸引全球各地公司的视线，粉丝经济的强大商机驱动了经纪公司通过多样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属性，调动虚拟偶像众多粉丝的情绪，积极引导粉丝进行各种周边消费［5］64。
新的媒介经济生态为互联网资本提供了可控的虚拟偶像盈利模式，为虚拟偶像的供需双方创造了良性的产业环境［3］126，有利于虚拟偶像进一步发展。
（三）偶像文化提供蓬勃生机
偶像文化也助推了虚拟偶像的产生和发展。虚拟偶像文化其实是一种理想式的参与式文化——在需要偶像的时候，便去制造偶像或者努力化身偶像［1］98［6］27。虚拟偶像的粉丝是虚拟偶像作品产出的主要生产力，这个亚文化体通过内容制作、视频弹幕和自媒体文本推送等各种形式的粉丝体书
写行动，为虚拟偶像的内容生产提供源泉，为虚拟偶像赋予蓬勃的生机与活力［7］66，殊不知自己已经投入了一场互联网情感劳动［8］83，在“身体”数据库化的虚拟偶像身后，悄然地将自己对善和美的意义向往与情感投射其中。
作为某种与关系相随的新式传播媒介，虚拟偶像延伸了人类的强关系，为相关内容增添了关系的属性，让内容在一部分粉丝之间更容易被发现、注意和认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二、研究视角：从身体符号到粉丝文化
国内的传播学者主要从两个研究视角对虚拟偶像的存在、表现、影响等价值逻辑进行剖析。
（一）身体与符号的结晶
国内传播学者对虚拟偶像的理论阐释往往离不开身体与符号的范畴，其研究常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
虚拟主持人1.备受关注的超真实属性
虚拟偶像的超真实属性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一方面，虚拟偶像在数字化社会中的出现与兴起离不开偶像工业与粉丝文化拟像化的不断强化［2］25，在后现代拟像社会中，“眼见比真实更加重要”的可视化偏向逐渐形成，存在的事物以及不存在的事物都已被视觉化［9］38，媒介营造出由被操控的符码组成
的超真实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意识、审美范式均在这样的趋势下发生了改变［8］85，虚拟偶像也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媒介的虚拟偶像的存在与传播实践，进一步消除了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建构了沉浸式体验的心理空间，也为不同文化体提供了一个更为包容的、流动的共同栖息之地［1］97，但这样的技术幻象也在持续地引诱大众偏离真实的世界，耽溺于浅表性、短暂性、情绪化的虚拟文化空间，一步步遗失人之理性的批判意志和超越维度［2］29。
2.被消费的特殊文化符号
虚拟偶像被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独特性和区分度的文化符号，不同的虚拟偶像代表着文化圈层间的差异［5］64，同时也成为一种具备建构与联结功能的文化媒介——二次元体借此进行自我建构和呈现，主流文化与二次元文化在这里融汇，虚拟宇宙与真实宇宙于此连通［1］100。媒介依凭粉丝兴趣生成了虚拟偶像的“学霸”“吃货”“女汉子”等标签身份，虚拟偶像被塑造成文化消费符号［2］25。
也因由符号形式，虚拟偶像代表着一套意义系统，拥有了可被解码和再编码的属性，为粉丝的文本改编和解释留下了多重素材和多元空间，极大地拓展了虚拟偶像的人设边界，也正是因为对人设符号的不断赋予和解读，虚拟偶像拥有极强的生命力［4］102。
因此，虚拟偶像在本质上和真人偶像无二，他们都是经由影像化符号编码生成的可以被生产与消费的一套文化符号，而偶像与粉丝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准社会互动/准社会关系”［2］25，是某种基于想象
进行的互动，是非现实的情感面向的单个方向的社会关系。
这种完全依赖网络空间互动社交的满足背后，本质上是粉丝对“符号—物”的消费［8］84。所以，虚拟偶像消费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偶像消费，仍归属于符号消费的范畴。
3.参与主体赛博格化
赛博格也是虚拟偶像绕不开的话题。技术发展打破了次元壁，使得赛博人（粉丝）和虚拟偶像在不同的交互场景中互相建构身体。处于传播网络不同节点的赛博人通过不同时空中协同性的、动态的塑造创造了虚拟偶像的身体和主体性。他们被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的身体，在这场于赛博空间中展开的与虚拟偶像的互动中，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多元化的在场，这种交互方式
重塑了人的各种感官的具身经验，使得赛博人的身体经验和主体性也得到了重塑［7］64。而虚拟偶像借由数字技术克服了拟像的虚假而无限接近真实的人类，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可塑性，并得以略过漫长的偶像练习生阶段，成了兼具赛博品格和灵活性、延展性特质的“完美人类”［3］127。
（二）后现代消费主义粉丝文化的狂欢
不同于身体与符号这种更强调载体、形式的视角，部分传播学者更关注粉丝主体在其中的表现，他们所使用的视角一般基于后现代消费主义的粉丝文化，并继承了詹金斯将粉丝视为“积极的创作者、意义
的操控者以及建构并流传文本意义的积极参与者”的看法［6］27。
1.情感投射和情感满足的交融
学者们将目光集中在虚拟偶像粉丝体的崇拜动机上。
学者们相信，粉丝对虚拟偶像的崇拜是一种情感的投射。这种情感既是虚拟偶像青年亚文化对父辈文化的抵抗、对主流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反抗，也是青少年释放自我、发泄内心情绪、追求理想的自我和理想的人格的体现。
此外，对虚拟偶像的崇拜更多投射出一种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粉丝基于个人偏好创作视频、歌谣、图画等作品，将虚拟偶像塑造成心中期许的样子，粉丝们借虚拟偶像讲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文本生产过程就是将自我投射于虚拟偶像的过程［9］39，虚拟偶像再现了粉丝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与审美，粉丝个体借由对虚拟偶像的表白达成了自我认同，应援虚拟偶像，也是在应援自己［6］29。
212型参比电极这种崇拜抑或是一种情感需求的满足。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满足，大众创造了虚拟偶像的所有行为，粉丝成为了虚拟偶像建构的主体，由于虚拟偶像的非唯一性和可复制性等物质属性，每个粉丝都能够制作出自己心中那个专属于自己的“定制偶像”［2］27，且人们可以选择通过虚拟空间摆脱许多现实的限制，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对创造的虚拟偶像的想象性认同中实现自我认同和满足。这也是一种社
满足，虚拟偶像的粉丝圈作为一个假象的共同体，其精神动力来自对共同的虚拟偶像的乌托邦式的想象。基于虚拟偶像产品的互动，虚拟偶像粉丝实现了圈层内部信息的良性循环和有效沟通，这种亚文化集体中的亲近感、社主义区别于世俗世界中人际间的疏离感［6］29，使得青少年有可能在网络社中寻觅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虚拟偶像为用户带来良好的感官体验、行为体验，个性化特征给予用户的特定情感感受和记忆，能够回应粉丝们在本能、行为、反思三个层面上的情感需求［5］65。
2.偶像平等化进程的推进
学者们普遍认为，虚拟偶像的迅速发展和火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偶像平等化的进程。
这首先体现在粉丝的主导权上，虚拟偶像是互联网时代粉丝能动性新里程碑的代表［10］76，虚拟偶像的产制模式使粉丝们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相关程序软件的使用者、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偶像的缔造者，经纪公司的权力因此更加受制于有原创能力的粉丝［6］28。同时，消费既是粉丝体借以缔造自我认同及体身份的重要途径，是粉都（fandom）行为的重要内容，也成了他们在虚拟偶像公司运营方式与自身对偶像的理解出现分歧之时，与运营资本展开博弈的重要筹码［10］77。因此，虚拟偶像粉丝体成了一个高黏性、高表达欲、高话语权的特殊社。
其次是粉丝偶像化，也就是说能力型粉丝能够借助产出虚拟偶像相关内容实现自我价值，完成从粉丝到偶像型粉丝的价值蜕变。例如，纯白、折v、纳兰寻风等B站UP主均通过对虚拟偶像作品的产出获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1］94。B站的原创音乐人ilem借助虚拟歌姬形象而创作的多首歌曲，更是被李宇春、周深等热门歌手翻唱，吸引了各界粉丝关注。
虚拟偶像的开发程序本身就自带引导粉丝发挥自有文化创造力的特性，一些富有文化创造力的能力型粉丝可以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借助产出的文化作品完成价值蜕变和身份转变。
平民化是偶像平等化的另一个重要体现，虚拟偶像一举推翻了传统偶像之于粉丝的莫测、至上的膜拜价值，弥除且解构了粉丝与偶像间的疏远感［1］97，而虚拟偶像的技术媒介也为创作赋能［4］101，有效地消解了草根、业余音乐人创作音乐的技术壁垒，助力了音乐创作的便捷化［7］70。在创造和接受虚拟偶像的体变得更为广泛、更具包容性之时，虚拟偶像文化所激发出来的文化创造力将完全改变现实传统社会中偶像身体和文化垄断的情形，进一步推动偶像平等化的文化想象。
3.孤独感的此消彼长
青少年粉丝对虚拟偶像的崇拜狂欢，其实是他们探索与建构双重自我意识的尝试，在该过程中延伸出了许多有关Z世代的情感性孤独和社会性孤独的讨论：身陷圈层文化的Z世代有着独属于这一代人的孤独感，他们虽然物质生活富足，但精神空间中却存在大量满足感和
新鲜感的需求。虽然虚拟社会互动使青少年的网络社交关系变得丰富多样，但它们仅存在于虚拟世界。
虚拟偶像与粉丝之间也缺少现实感，虽然偶像陪伴与同好交流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青少年的社会性孤独感，但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对虚拟的过度追求反而会增强他们的情感性孤独感，给真实生活带来无尽的虚无。
三、发展建议：在平衡和本土化中寻出路
学者们基于对国内虚拟偶像业界发展和学界研究的现状的观察，对后续的虚拟偶像产业发展和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学界在持续关注虚拟偶像的技术范式发展议题的同一时间，深度反思技术哲学和平衡的可能性显得尤为重要［7］73，且当虚拟偶像的制作团队与商业运营者还将焦点集中在展现虚拟偶像的外在“身体”时，学界与文化主管部门都应倾力观察虚拟偶像的文化精神在演变的历程中灌注了何种价值，以及他的形象思维注入了哪些理想，为指引虚拟偶像产业健康有序平稳发展供给更加有效的方案［1］100。
针对业界，学者们也对虚拟偶像文化产业的推进提出了可行的建议。首先是中国虚拟偶像产业需要尽
快完成本土化的转变，不能盲目照搬日本虚拟偶像市场的运营方式，要基于国内本土虚拟现实市场的社交土壤，从民族基因中摘取中国特并巧妙融入虚拟偶像的创作和运营中，深度打造并创造性推广国风IP虚拟偶像，突出差异，规避同质化，在细节品质上下功夫，即高度重视产品的独创性和精品化，以此延续虚拟偶像的生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其次，国内虚拟偶像文化产业还需要增强虚拟与现实组织的竞争力，根据市场需要进一步增加细分的内容分类，满足不同体生活和娱乐的需要，采用多元方式维系现实粉丝，且运营团队在拓展虚拟偶像网络空间和消费市场的同时，要规避不良饭圈文化和过度商业炒作的影响，降低违规失德风险，大力推动整个虚拟偶像行业的传播体系和文化产业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5］67。
四、结语
当前，中国虚拟偶像产业的繁荣发展，近年来国内传播学者围绕该话题展开了诸多理论上的探讨，主要对身体与符号及后现代消费主义粉丝文化进行载体、形式、粉丝主体的讨论，各视角的观察成果丰富，对虚拟偶像崇拜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但是仍存在以下局限：
一是对收集文献的学者谱系进行观察发现，常年持续观察、集中研究虚拟偶像的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少之又少，仅有喻国明教授一人多年来围绕该话题持续产出学术成果，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不利于对
虚拟偶像这一产业和文化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讨论。
二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对象存在局限性，大部分的虚拟偶像研究主要围绕虚拟歌姬这一分类展开，在虚拟主播、虚拟KOL、虚拟超模等虚拟偶像分支借助新技术进入人们视野的当下，这样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和学界进步的需要，亟待传播学者们对新兴虚拟偶像分类及其迷开展更多的理论探索及实证调研。
三是虚拟偶像相关理论研究展开的视角存在局限性，学者们应该突破原有视角的禁锢。除了上文提到的身体与符号及后现代消费主义粉丝文化，还要积极运用其他学科的新理论或者传播学新视角，对虚拟偶像话题进行更多元的阐释，使相关研究能够长远发展并焕发出新的活力。
总体来说，虚拟偶像在当下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产出了不少富有解释力和时代性的学术成果，对产业现状和粉丝体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指明了业界发展的后续方向，但也存在一些缺憾需要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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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杨瑞娟，研究方向：传播学-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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