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生
【摘 要】海洋牧场是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和现代海洋工程技术,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在特定海域科学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海洋牧场的特点包括以增加渔业资源量为目的、具有明确的边界和权属、苗种主要来源于人工育苗或驯化、通过放流或移植进入自然海域、主要以天然饵料为食和对资源实施科学管理等.早在1965年,我国学者曾呈奎先生就原创性地提出在海洋中通过人工控制种植或养殖海洋生物,建设“牧场”的理念.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牧场经历了从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建设到系统化的海洋牧场发展过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海洋牧场的涵义应用过于宽泛、缺乏统筹规划和科学论证、忽视海洋牧场生态作用以及忽视项目评估和系统管理等问题.展望未来,我国的海洋牧场建设应在“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三产贯通、四化同步、创新跨越”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加强海洋牧场建设的宏观引导、推动海洋牧场体系化建设、实施海洋牧场企业化运营,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产业繁荣和保持健康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 【期刊名称】《水产学报》
【年(卷),期】2016(040)007
【总页数】8页(P1133-1140)
【关键词】海洋牧场;增殖放流;人工鱼礁;海洋农牧化
【作 者】杨红生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山东青岛266071
【正文语种】大锅天线中 文
【中图分类】S937.3
海洋是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粮仓”。近40年来，我国以海水养殖为重点的海洋渔业迅猛发展，掀起了海藻、海洋虾类、海洋贝类、海洋鱼类、海珍品养殖的五次产业浪潮，养殖总产量自1990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首位。与此同时，局部水域环境恶化、产品品质下滑、养殖病害严重的问题日趋严重，传统模式的海水养殖业已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现状的要求。继传统捕捞业、养殖业之后，我国海洋渔业面临新一轮
的产业升级，而海洋牧场则是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传统上认为，海洋牧场理念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和日本。美国1968年提出海洋牧场计划，1972年实施，1974年建成加利福尼亚巨藻海洋牧场。1971年日本水产厅海洋审议会文件中指出“海洋牧场将会成为未来渔业的基本技术体系，这一系统可以从海洋生物资源中持续生产食物”。1973年，在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上，日本着重强调了海洋牧场是“在人为管理下维护和利用海洋资源”的一种全新的生产形式。在日本提出海洋牧场的同一时期甚至更早，我国学者已对海洋牧场的理念和理论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曾呈奎等［1］于1965年提出“必须大力研究重要种类的生物学特性和它们在人工控制条件下的生长、发育、繁殖，以解决人工养殖的一系列问题，培育新的优良品种，使海洋成为种养殖藻类和贝类的‘农场’，养鱼、虾的‘牧场’，达到‘耕海’目的”。1978年，曾呈奎［2-3］在中国水产学会恢复大会和科学讨论会、山东省水产学会恢复暨学术交流大会上分别作了《我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实现水产生产农牧化》和《我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实现水产生产“农牧化”问题》的报告，并将海洋农牧化（farming and ranching of the sea）定义为“通过人为的干涉改造海洋环境，以创造经济生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良好环境条件，同时，也对生物本身进行必要的改造，以提高它们的质量和产量”［4］，同时，提出将远洋捕捞和海洋农牧化视为我国提
高海洋水产的主要途径，提出力争在二十世纪内实现专属经济区的水产生产农牧化，把我国海域改造成为高产稳产的海洋农牧场［4］。电极糊
台脚海洋农牧化包括“农业化”和“牧业化”两个方面［5-7］。其中，“农业化”即“耕海”，是在沿海的滩涂、沼泽、港湾以及二、三十米等深线以浅的海域，人工栽培、种植藻类和耐盐经济植物，使用笼具、网箱、围网等在有限空间内进行海洋动物人工养殖。“牧业化”则是把人工培养的幼苗培养到一定规格、具有一定的抵抗病害和逃避敌害能力的阶段，然后释放到自然海域让其自由地索饵、生长、发育，最后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进行合理地捕捞［5，8］。海洋牧业既不同于海洋捕捞业，也不同于海洋养殖业，而是两者的结合。海洋牧业利用自然生物资源及水域生产潜力，通过人工繁殖生产种苗降低自然环境下早期幼苗的死亡率，保证了种资源的有效补充，最后再进行捕捞等一系列生产过程，是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新系统［9］。此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毛汉礼［10］、黄文沣［11］、王树渤［12］、冯顺楼［13］、徐绍斌［14］、陆忠康［15］等也相继提出了与海洋农牧化相似的理念，并进一步从遗传技术、水环境等角度对实现海洋农牧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由此可见，至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已经提出在海洋中通过人工控制种植或养殖海洋生物的理念及海洋中“牧场”的概念，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海洋牧场”概念的核心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受十年“”因素影响，这一理念的完善和具体化直到1978-1988年间才得以实现。
金属接线盒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海洋牧场作出统一的定义，反映出对海洋牧场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和完善。日本学者市村武美认为广义的“海洋牧场”包括了养殖式和增殖式两种生产方式，将各种类型的养殖也视为海洋牧场的类型。刘卓等［16］则认为海洋牧场是指在广阔的水域中，控制鱼类的行动，从苗种投放到采捕收获进行全程管理的渔业系统，人工鱼礁、大型增殖场和栽培渔业都是海洋牧场技术的主要部分。韩国《养殖渔业育成法》将海洋牧场定义为“在一定的海域综合设置水产资源养护的设施，人工繁殖和采捕水产资源的场所”［17］。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在海洋牧业的基础上吸收了日本等国学者的思想，更为明确地定义了海洋牧场。陈永茂等［18］认为海洋牧场是指为增加海洋渔业资源，而采用增殖放流和移殖放流的方法将人工培育和人工驯化的生物种苗放流入海，通过海洋内的天然饵料为食物，并营造适于鱼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如投放人工鱼礁、建设涌生流构造物），利用声学和光学等生物自身的生物学特征对鱼进行控制，通过对环境的检
测和科学的管理，以达到增加海洋渔业资源和改善海洋渔业结构的一种系统工程和渔业增殖模式。张国胜等［19］认为海洋牧场是指在一定的海域内，建设适应海洋渔业生态的人工生息场所，通过采用人工培育、增殖和放流的方法，将生物种苗人工驯化后放流入海，利用海洋自然的微生物饵料和微量投饵养育，并且运用先进的鱼控制技术和环境检测技术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从而达到增加海洋渔业资源，进行高效率捕捞活动的目的。三通截止阀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海洋牧场主要包括以下6个要素：①以增加渔业资源量为目的，表明海洋牧场建设是追求效益的经济活动，资源量变化反映海洋牧场建设成效，强调监测评估的重要性；②明确的边界和权属，该要素是投资建设海洋牧场、进行管理并获得收益的法律基础，如果边界和权属不明，就会陷入“公地的悲剧”，投资、管理和收益都无法保证；③苗种主要来源于人工育苗或驯化，区别于完全采捕野生渔业资源的海洋捕捞业；④通过放流或移植进入自然海域，区别于在人工设施形成的有限空间内进行生产的海水养殖业；⑤饵料以天然饵料为主，区别于完全依赖人工投饵的海水养殖业；⑥对资源实施科学管理，区别于单纯增殖放流、投放人工鱼礁等较初级的资源增殖活动。由此衍生出海洋牧场的6大核心工作：绩效评估、动物行为管理、繁育驯化、生境修复、饵料增殖和系统管理（图1）。
环丙基硼酸综上所述，海洋牧场定义：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和现代海洋工程技术，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在特定海域科学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
现代的海洋牧场不等同于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建设。增殖放流是海洋牧场建设的一个环节，是将人工孵育的海洋动物苗种投放入海而后捕捞的一种生产方式。人工鱼礁是为入海生物提供栖息地，是海洋牧场建设过程中采用的一种技术手段。真正的海洋牧场建设更包括了苗种繁育、初级生产力提升、生境修复、全过程管理等一系列关键环节。
海洋牧场是海洋牧业生产实践的产物，其形态和内涵由简单到系统、由初级到成熟不断演化。从世界范围看，海洋牧业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鲑科鱼类的增殖放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和日本出现的人工鱼礁标志着海洋牧业向资源养护的转变。八十年代，注重全过程、精细化管理的海洋牧场成为海洋牧业的更高级形态。以日本大分县为代表的海洋牧场将增殖放流、鱼礁建设、驯化技术等融入其中，形成了完善的渔业管理体系，揭开了海洋牧业“工业革命”的序幕。我国的海洋牧业在后恢复并兴起，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多种产业形态同步发展，国内外海洋牧场理念和经验交融互鉴，在短时间内走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的发展道路。
我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展对虾增殖放流［20］，规模化增殖放流工作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21］。2006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后，全国沿海各省市更是纷纷行动起来，积极组织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和人工鱼礁建设［21］。增殖放流方面，先后进行了海蜇（Rhopilema esculentum）、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金乌贼（Sepia esculenta）、曼氏无针乌贼（Sepiella maindroni）、梭鱼（Chelon haematocheilus）、真鲷（Pagrosomus major）、黑鲷（Acanthopagrus schlegelii）、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黄盖鲽（Pseudopleuronectes yokohamae）、六线鱼（Hexagrammos otakii）、许氏鲆（Sebastods schlegelii）、虾夷扇贝（Patinopecten yessoensis）、魁蚶（Scapharca broughtonii）、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和皱纹盘鲍（Haliotis discus hannai） 等种类的增殖放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向海洋投放各种鱼、虾、蟹、贝等经济水生生物种苗早已超过1200亿尾（粒），投入资金超过30亿元［22］。我国的人工鱼礁建设始于1979年，广西钦州地区（现属防城港市）26座试验性小型单体人工鱼礁的投放［23-24］。1983 年起人工鱼礁建设受到中央的重视，农业部组织全国水产专家指导各地人工鱼礁试验［25］，共投放了2.87万件人工鱼礁，总计8.9万空方
［26］。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辽宁等省掀起了新一轮人工鱼礁建设热潮，呈现出政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企业实施建设的特点。以山东省为例，2005—2009年间，增殖放流和人工渔礁建设并进，增殖放流20余种海洋生物，投放苗种约95.5亿单位，投放礁体226.6万空方。资源回捕量共18万t，总产值49.2亿元，直接投人与产出比为1∶17，渔民人均增收10 929元［27］。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全国人工鱼礁建设规模超过3000万空方，礁区面积超过500 km2，投入资金达到20～30多亿元［22］。
在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建设的基础上，涵盖育种、育苗、养殖、增殖、回捕全过程，重视生境修复和资源养护的海洋牧业形态，即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牧场在我国出现。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辽宁省大连市的獐子岛开始虾夷扇贝的育苗和底播，从九十年代起，獐子岛海洋牧场开展工作营造海藻场，设置人工鱼礁、人工藻礁，修复与优化海珍品等增养殖生物的栖息场所，对确权海域进行功能区划，布设了潜标、浮标，建成了水文数据实时观测平台，到目前已开发超过2 000 km2的海域。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的莱州湾海洋牧场建设迅速，海域覆盖面积达10 672万m2，系统建立了渔业资源养护技术，实现资源量倍增，有效修复渔业水域环境，产品通过有机食品认证，集成构建了“物联网+生态牧场”生产
体系，实现了牧场管理信息化。2015年5月，农业部组织开展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活动，推进以海洋牧场建设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渔业资源养护、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综合开发。同年12月，天津大神堂海域，河北山海关海域、祥云湾海域、新开口海域，辽宁丹东海域、盘山县海域、大连獐子岛海域、海洋岛海域，山东芙蓉岛西部海域、荣成北部海域、牟平北部海域、爱莲湾海域、青岛石雀滩海域、崂山湾海域，江苏海州湾海域，浙江中街山列岛海域、马鞍列岛海域、宁波渔山列岛海域，广东万山海域和龟龄岛东海域等被列为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与此同时，良种选育和苗种培育技术、海藻场生境构建技术、增养殖设施与工程装备技术、精深加工与高值化技术等海洋牧场建设的关键技术逐渐成熟。例如，传统筏式养殖近年来呈现出深水化、生态化和机械化的特点，养殖品种由单一向混养发展，有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经济生态并重发展，如皱纹盘鲍与光棘球海胆越冬期的筏式混养可减少苔藓虫的附着［28］，鲍和仿刺参混养可利用并清除生物沉积物，有利于修复和优化浅海养殖系统［29］。离岸深水大型海洋牧场平台成为离岸型海洋牧场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以老旧大型船舶为平台为载体的大型海上养殖工船正在兴起，有望成为远海渔业生产的补给、流通基地［30］。新技术与新工艺在海洋牧场工程设施中逐渐得以应用，信息化、自动化、抗老
化、抗腐蚀技术等大大提高了海洋牧场养殖设施的性能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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