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羊城晚报》报道，广东五华县财政局局长朱汉军等八名官员聚赌，被实名举报，而悉数抓获。先是轻描淡写罚500元，企图以“小搞搞”蒙混过关，后经市委书记批示，纪委顺藤摸瓜，发现牵头聚赌的“正直的财政局局长”，虽然胸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暗地竟然是百赌百赢、借赌受贿的“赌神”。名曰玩麻将，实为利益输送。于是，反腐铁拳砸下，“八官”全部被罢官。 广东“八官”聚赌，以赌博之名行贿赂之实，是近年来“官赌”歪风中的常见现象。随着国家反腐力度加大，公开的、公然的寻租风险越来越大，官员从明目张胆贪污腐败，转而煞费苦心，呈现隐匿性和智力化，类似“官赌”这种隐性腐败，便应运蓬勃而生。由于官员手中有权，赌博就成了下级讨好上级、“老板”拉拢官员的通幽曲径，并成为某些官员拉帮结派的纽带，升迁晋级的捷径，行贿受贿的妙术。官员好赌、敢赌、有钱赌，并非“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是“有权能使磨推鬼”，并非赌技过人，而是权力凌人。 有首《卜算子》，勾勒当下中国“官赌”胜景：“纸牌送君归，麻将迎客到。已是红光映满面，犹有赌运俏。俏也不争赢，只管来点炮。待到盘满钵满时，他在丛中笑。”玩麻将点炮，
本是最倒霉的，意味着双倍输钱，那为什么还要“不争赢，只管来点炮”呢？因为中国麻将有两种，一种是麻将，一种是官赌麻将。一般麻将靠运气和技巧，官赌麻将靠讨好和点炮。领导在官赌牌局赢得越多，陪赌者就能在局外赢得越多。领导赢的是钱，陪赌者赢的是“人情债”，是“关系网”，是领导手中的公权魔力。官赌牌局没有输家，都是赢家，或钱权交易，或期权寻租，个个都“在丛中笑”。
领导牵头打“工作”牌，已成一种公务潜规则。有的政府后勤机构，甚至公开正名，美其名曰：接待就是生产力，牌桌就是友谊会。在各种冠冕堂皇之下，道不尽藏污纳垢。赌博成了贪官们的娱乐方式，腐败成了贪官们的生活方式。一日不赌，如隔三秋；一日不贪，手挠心痒。历年被揪出的巨贪们，官职不同、叱咤风云历史不同、落马方式不同，但大多具有“好赌成性”的共同特质。近些年来，参赌官员纷至沓来，前赴后继。从经济管理和企事业单位发展到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级别从低向高蔓延；赌博行为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无忌；赌博时间从休闲到通宵达旦甚至利用上班时间；赌博地点由国内向延伸；赌资由私款发展到挪用公款。贪官们用扑克输光了自己人品、官德的底牌，用麻将筑起贪腐的长城，也筑起了自我毁灭的坟墓。
由于赌博输赢与行贿受贿在法律定性上的重大区别，通过赌博的形式送钱或收钱，贪官们容易产生“赌博赢钱不是贪污”的道德自慰和行为放纵，渐渐地“官赌”泛滥成灾，成为新形势下的“最佳贿赂通道”。法律专家认为，政府应加大反腐力度，明晰“官赌”的法律后果，形成严厉的心理震慑。
然而，政府反腐雷霆霹雳，力度不可谓不大，“官赌”禁令，从国务院明文条例到中纪委三令五申，也不可谓不明，那为何还是震慑不了麻将桌杠上开花的“官场腐败”呢？
其一，需要严厉震慑的，不是，而是官场。
纸牌、麻将只是娱乐桥段，而权力寻租才是官赌戏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烧了纸牌，砸了麻将，贪官们照样可以变出贪腐新花样。哪怕像“剪刀石头布”一样的幼儿游戏，也照样可玩公共资源的惊天大挪移。
杠上开花的“权力寻租”，本质上是权力的失控、失范。只要有权力，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只要这种权力缺乏制衡或制约，就必定会有寻租的存在。权力不受监督，法治不能伸张，必然导致腐败。智能电位器
在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有待完善，行政改革相对滞后，“权力寻租”五花八门。权力层级越高，权力掌握的公共资源越多，“权力寻租”的戏码也就越炙手可热。坐落在北京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号称“小国务院”，集重大项目审批、核准、审核大权于一身？每天都有各省官员屈身而至，恭敬送礼。每到年关，更是公车云集。掌握中央预算内大量投资资金和重点项目分配权，无疑是其门庭若市的魅力所在。各地为了抢到一杯羹，把各自公关绝活发挥到极致。批文所至，金石为开。难怪有市长“跑部钱进”后，含泪亲吻发改委批文。媒体舆论早已痛批发改委，只发展不改革，滋生了大量腐败。而炙手可热的各部委批文，往往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腐败温床，国家药监局系列腐败案早已敲响警钟。事实上，药监系统发生的严重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土地、建筑、金融监管以及各类证照管理部门等都有可能存在“批文经济”腐败链。在已经查处的商业贿赂大案要案中，都可窥见“批文经济”魔影。“批文经济”的背后，就是“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
回顾出台八年的国家审计报告，从最初在舆论和公众中刮起令人振奋的“风暴”，到如今只成不温不火的“涟漪”，反映了公众对建立反腐败长效机制的理性思考，对审计报告的期待开始归位，但也不可否认，公众对每年公开部委“灰账”之后的司法缺位，逐渐产生了灰心。如果我们彻底反思，就不难发现，风暴过后的法律问责如此温柔，让违法成本几乎忽
略不计，那国家依靠什么来捍卫公共财政不容侵犯的管理原则？如果不能将虚无的“集体问责”、“部门问责”，转为切实的“个体问责”，让违法官员丧失政治前途，丢掉官职与权力，何来审计的监督力和司法的震慑力？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中央部委的特权失范和问责无力，给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带来坏样。各地一些掌握政策制定的部门和行政审批的官员，把手中的公权力，物化成寻求私利的“资本金”。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源不足，保障体系不善，诚信文化不举，道德信仰不坚，司法、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这些因素更加剧了“权力寻租”的频度和烈度。如今的权力寻租，何止是麻将桌杠上开花，简直是处处开花。“寻租”空间扩大之势，更值得警觉。一些部门和官员，公然“设租”、公开“创租”。新增审批事项，额外添加办事环节，吃、拿、卡、要，强行敛财。权力寻租、执法不公，成为当今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使得“越维稳越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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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权力一经与垄断行业联手，便形成错综复杂的特殊利益“同盟”，五花八门的“霸王条款”随之而出。垄断行业一方面占据大量社会财富，享受高利润与高收入，消费者从“上帝”沦为“提款机”；另一方面又抬高小微企业准入门槛，恶化其生存环境。权力不受制约，
一氧化氮合成酶变得张牙舞爪，破坏市场秩序，损毁世道人心。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欺行霸市，唯利是图，根子就在于权力“寻租”而监管缺位。
腐败是以公权力为依托的犯罪，是有权者的专利。如果扎牢管束权力的篱笆，切断官员的权力寻租链条，看谁还乐意陪着贪官打麻将，点炮输钱？
其二，需要彻底涤荡的，不是麻将圈，而是权力圈。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圈子。圈子，是中国千年封建社会的生存哲学。结圈之人心态各异，但目的明确，无非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有的获得温暖和友谊，有的获得共识和乐趣，但更多的是为了“利益共享”，是一种“划地为牢”的利益寄居或利益互栖。 娱乐性的麻将圈，东南西北风，四个围坐一桌，通过麻将会友怡情。而“官赌”里的麻将圈，其实是一个有门槛、有身份的权力圈，既是一个钱权交易的私密空间，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社会象征。老板们炫耀和某位官员的关系铁，下级吹嘘和上级关系好，不说一起吃过大餐，一起读过大学，一起看过大海，而是压低声告诉你，一起洗过桑拿泡过妞，一起打过麻将输过钱。一起干正事，这些都在贪官们的外围圈子；一起干坏事，才进了贪官们的核心圈子。
社会上流传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官场圈子背靠的，是权力这把魔剑。但凡周围用得着的人，不论是鱼还是虾，皆积极笼络，构成一个彼此看似简单又深不可测的幕后“黑手”。圈子规则，只干不说，相互照应，相互提携，共享利益，甚至在圈外的，也常以“某领导的人”自居，捞取好处。圈子中的人，往往用“你是我这条线”来划分、界定，如果你的行为不顾圈子的利益，就会被认为是背叛和忘恩负义。官场圈子融入太多人情与意气，背弃了法律和道德。为了金钱、名誉、地位、利益而圈到了一起，攀关系、拉帮派，结党营私，互利共赢，势必会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权力自肥，滋生腐败。广东“八官”聚赌，其他形形的腐败窝案，其实都是官场圈子的作祟者。金属声屏障生产线
官场圈子的劣根性，在当今社会仍有土壤。一些官员肆意妄为围圈子、千方百计进圈子，全然不顾损害公众利益。一些别有企图的下级、商人、掮客，穷尽一切手段成为领导亲信，投其所好，追随巴结，久而久之就形成以某领导为核心一个小圈子。熟人好办事，圈内人的事更应办好，办成了事情，总得意思一下，受之有愧，却之不恭，权钱交易自然发生。一次、二次、三次，这种“温水煮青蛙”状态让一些圈内领导越陷越深，最终不能自拔。官场圈子，是官员作茧自缚的牢笼。风平浪静时，圈子同僚有情有义，有福同享；可
一旦东窗事发，整个圈子就鱼死网破，一网打尽。广东五华县“正直的财政局局长”，不就是这样一步步滑向“八官聚赌”贪腐的犯罪深渊吗？
m2卡 涤荡几个官场贪腐圈子，并不难；难的是，让官场圈子从此无立锥之地。要涤荡盘根错节的权力圈，唯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裸露在阳光下，践行民主法治。只有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才能让杠上开花的“权力寻租”，永远“三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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