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ｉｓｓｎ．１６７２ ８８４ｘ．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２危机领导力的理论模型构建：基于中国机长 郑晓明１ 郭一蓉１ 刘争光２
（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２．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dds信号源
摘要：基于领导力的视角并围绕中国机长刘传健的典型案例，
通过收集新闻媒体报道，以及对刘传健本人深度访谈、对管理人员访谈和对专业人员访谈共４类案例研究数据，采用经典扎根理论对转录后近２９万字的案例资料进行编码，构建了危机领导力的概念和结构，最终提出了危机领导力六力（ＦＬＩＧＨＴ）模型，以此探索危机应对与管理的有效模式。研究结果发现，危机领导力包含６个维度：预警力、担当力、信念力、驾驭力、凝聚力和成长力。最后，将该模型同已有的危机管理模型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理论意义以及对危机中组织管理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危机领导力；案例研究；经典扎根理论；中国机长
中图法分类号：Ｃ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８８４Ｘ（２０２１）０１ ００１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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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１７７１１３３，７２００２１１３
）１ 研究背景
当下，全球已经进入了ＶＵＣＡ时代—
——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模糊性。危机俨然已成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的一种“必然”，而与危机共舞更成为一种新常态。拥抱不确定性和危机的日常化管理已成为新时代组织面临的管理课题，
而各级管理者的危机领导力是成功应对各类危机事件的关键所在。对危机展开系
统研究，
早已是组织管理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１］
。在危机无处不在的新形势下，传统
危机管理理论暴露出极大的不适宜性，已无法有效地指导组织管理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由此，危机情境中以“人”为核心的危机领导力———即领导者引领危机困境中的人们寻方向，共渡难关，甚至转“危”为“机”的能力———则成为当今时代背景下亟待关注的重要课
题［２］
。面对任何危机，领导者都肩负着两个同
·
２１·
第１８卷第１期２０２１年１月 管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
横向切片
ｇ
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１８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１
等重要的责任：解决眼前的问题以及防止问题再次发生。前者更加紧迫，而后者从长远来看至关重要。
本研究认为，要想使企业在各种危机中转危为安，实现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关键要培养和提高领导者的危机领导力，而这一前提则是探讨清楚危机领导力的内涵和结构问题。为了深入系统地提炼危机领导力的内涵和结构，本研究以“中国机长刘传健”案例为核心，结合访谈资料和二手资料，系统全面地提炼了危机领导力概念，构建了有关模型结构；并阐述该模型的构成及其适用性，不仅能为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问题提供科学方案，也能为危机常态化背景下各类组织的危机管理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同时，也是对ＴＳＵＩ［３］提出的“做更多负责任管理研究”呼吁的一个积极回应。
２ 理论基础
在管理学领域，关于危机的定义引用较多的是ＤＵＴＴＯＮ［４］给出的界定，即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其人员、产品、服务和声誉造成巨
大的损害”。危机事件是高度模糊的、破坏性的和不确定的，并对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影响非常大［５］。现代危机频发，领导者被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这给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然而，危机领导力的相关研究只是散见于一些文献中，大多更聚焦于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
２．１ 危机领导力与危机管理
薄膜线路过往的文献资料中，研究者更多从“危机管理”的视角进行研究探讨危机应对措施［１］，危机管理强调对危机事件的事前识别与评估、事中的处理技巧和事后的恢复管理。尽管危机管理的文献没有直接强调领导者的作用，但相关的研究已经从侧面证明“领导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危机管理工作的成败。有研究表明，在危机时期，无论是保持有效的沟通、建立信任、提升绩效还是保护品牌价值等方面，领导者都扮演着重要的角［６］。但正如学界已公认“管理”不等于“领导”：管理是解决确定性的、当前的、标准化的问题，而领导是解决不确定性的、未来的、个性化的问题。由此，“危机管理”与“危机领导力”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能互相替代。
危机管理与危机领导具有显著的差异（见表１）。具体阐述如下：①危机管理以协议和标准方法为指导，而危机领导以原则和价值观为
指导；②危机管理仅仅着眼于当下的危机事件，而危机领导是以减少未来危机的实际发生率以及提高一个组织应对实际发生危机的能力为目的；③危机管理专注于应对过程，确保所有的标准程序得到充
分的执行；而危机领导则更重视人员的管理，以确保拥有合适的团队，并以合适的人担任正确的角，以管理其所面临的情况；
④危机管理关注组织的投入和产出，关注的是事件的影响范围和流程化的行动；而危机领导必须看到全局，且阐明希望与愿景，并进行战略性的决策以带领组织走出危机。
表１ 危机管理与危机领导之间的区别区别危机管理危机领导
指导原则以协议或标准方法为指导原则和价值观为指导
着眼视角短期的反应长期的影响
关注重点以执行过程为中心以人员管理为中心
行动策略战术行动战略决策
注：表中内容由本研究整理，下同。
ＭＣＧＩＮＮ［２］指出：“在危机中，需要的是领导，而不是管理。”由此，在危机情境中，最需要的是领导者积极应对情景化的问题，而不是进行流程化的管理操作。只有深入广泛地开展“危机领导力
”的相关研究，将危机领导力作为核心要素构建相关理论和实证支持，才能有效指导实践，真正有效应对当前危机频发的挑战。
表２ 危机领导与常态领导之间的区别区别常态领导危机领导
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可预测的
情境
复杂的、动态的、高不确定情境面临问题完善、维持、发展生死存亡的问题
利益相关者
关系
稳定的、合作的、契约型
的
动荡的、对立的、冲突型的
组织状态稳定均衡状态内的完
善、进步和发展
从一个均衡状态到另一个均衡
状态的突变
领导能力一定的专业知识、管理
职能、常态领导职能
环境分析、临场应变、资源整合、
果断决策、情绪管理等综合能力２．２ 危机领导力与常态领导力
常态领导力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特质理论、行为理论和情境理论，到新近的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魅力型领导等的发展过程。在危机属于“例外”和“小概率”事件的情形下，危机领导力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常态的领导力。然而，在危机“常态化”和“动态复杂”的过程视角下，危机领导力有别于常态的领导力［７］。危机领导力和常态领导力具有显著的区别（见表２）。现有领导力的研究多局限于“常态情境”，而危机领导力超越了传统领导力理论的范畴，更关注“突发典型情境”。常态领导力以稳定环境假设为前提，以效率管理为核心，解决的
·
３
１
·
危机领导力的理论模型构建：基于中国机长刘传健案例的质性研究———郑晓明 郭一蓉 刘争光
是完善、进步和发展的常态化问题；而危机领导力以复杂动态环境假设为前提，以化解冲突为
核心，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情景化问题［８］
。然
而，
对危机领导力作用规律的相关研究在现有文献中较为匮乏，究其原因，这与学界目前尚未明确界定危机领导力的概念、结构、测量等关键问题有关，也与缺乏体系化的理论指导组织管理实践相关。鉴于此，亟需开发有别于“常态效率管理”
的危机领导力理论。２．３ 危机领导力的相关研究
目前，现有研究中关于“危机领导力”的研究还比较少，
对其界定还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回顾有关文献可发现，对于危机领导力的内涵及其有效性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组织内和组织外两种视角。从组织内部来看，危机领导力是领导者在突发事件中，能够影响、激励和带动他
人实现共同目标，
从而成功克服危机［９～１１］
，甚至是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能力［２，１２］
。从组织
外部来看，危机领导力是领导者在危机中主动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展示积极的领导行为，从而尽快推动组织进入恢复阶段、减少危机负面影
响的能力［１３，１４］。尽管研究视角不同，但这些界
定都强调了危机领导力的核心不仅仅是减少危机带来的短暂影响，而是要从长期性和战略性的角度来带领组织在危机中实现生存和发展。
从危机领导力的维度来看，其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集中于危机领导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第二个分支则集中于危机中领导的“行为表现”。从特质角度出发，现有许多文献探讨了危机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其中包括：
正直、智慧、魅力、远见、沟通、真实性、影响力、管理情绪、自我意识、参与决策和有效的判
断力等在危机时期非常重要［１５，１６～１８］。ＫＡＰＵ ＣＵ等［１
９］
的研究探讨了灾难性危机时期的领导能力，发现具有自信、果断、分析能力、承担责任的意愿和强有力的委派能力的果断型领导更受青睐。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在危机面前，
代理式或权威式领导风格通常是首选［２０］
。ＭＵＬＤＥＲ等［２
１］
的研究也表明，危机期间的决策不应被分享，直接下属更倾向于一种强有力的领导类型，领导的上级对其评价更为有利。
lcm液晶显示模块此外，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６］
特别强调了领导者情商，
如“同理心、自我意识、说服力、团队合作和人际关系协调”等能力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
从行为角度出发，ＷＯＯＴＥＮ等［２
２］
的研究突破了仅关注领导特质的局限，
认为危机领导力包括“决策、沟通、创造组织能力、维持有效的
组织文化、管理多个部门和发展人力资本”等多项行为，并指出在不同的危机管理阶段需要不同的领导行为。在信号侦测阶段，意义构建和观点获取是重要的领导任务。在预防阶段，问题陈述、组织敏捷
性和创造性是３个关键的领导行为；
在控制阶段，决策制定、有效沟通和风险承担是核心的领导行为；在业务恢复阶段，领导者需要提高组织的韧性和正直的行为；在学习阶段，
领导者的学习取向对组织在危机中的成功至关重要。进一步地，ＢＯＩＮ等［２
３］
提出了高层管理人员在危机管理阶段的１０项关键任务，
即早期预警、意义构建、制定关键决策、兼顾横向与纵向协调、耦合和解耦、意义创造、沟通、赋予责任、学习和提升组织弹性。总体而言，目前文献中关于“危机领导力”的研究都比较零散，
没有对“危机领导力”的内涵形成统一的界定，而对其维度的研究要么仅仅探讨“领导特质”
，要么聚焦于某些“领导行为”，均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这严重阻碍了危机领导力的发展。鉴于此，
本研究正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空白，以情境化的案例研究为核心，系统性地提炼危机领导力的内涵和结构。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研究方法
学者们根据研究任务的不同，把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模式分为探索型、描述型和验证型
３类［２
４］
。其中，探索性案例研究模式主要通过对于新现象和新实践进行探索，
从而挖掘新理论［
２５］
。该模式可简洁地用“先案例探索＋后理论升华”来表示。本研究采用单案例进行探索性研究，主要原因如下。
（１
）
案例研究的目标是构建理论，需要扎根于现象之中，以案例为载体，从而一步步将数据归纳为理论。由于本研究旨在回答突发事件情境中，危机领导力是什么（ｗｈａｔ），以及如何通过其维度结构影响组织的生存发展等问题，从而构建危机领导力的概念与结构。基于此，本研究选择“
中国机长刘传健”在客机右前挡风玻璃破裂的情况下依然成功迫降的案例进行研究，作为理论构建的第一步。
（２
）单案例研究指的是针对一个极端的、独特的、罕见的管理情境进行深入剖析和探讨，其优点是故事性强，引人入胜，能够带来不寻常的
新见解和启发性［２６］
。刘传健机长驾机成功迫降
创造了“
人类民航史的奇迹”，国家授予其英雄称号，他的真实事件还被改编为电影《中国机
·
４１·管理学报第１８卷第１期２０２１年１月
长》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在中国上映，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因此，该案例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３）单案例研究必须是有唯一的或者是独特的数据获得途径。在这一方面本研究课题组不仅收集了大量二手数据，还与刘传健机长本人进行了深度面对面访谈，以及对航空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均进行了访谈，从而可以系统、深入、多角度地揭示案例所对应的现象和本质，保证案例研究的可信度。
３．２ 案例选取
本研究在案例选择方面，主要遵循典型性原则［２６］。所选案例主人公刘传健的简介如下：男，１９７２年出生，中共党员，１９９１年就读空军第二飞行学院飞行技术专业后留校任教，２００６年从部队退役加入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４日，刘传健驾驶３Ｕ８６３３航班由重庆飞往拉萨的途中，在９８００米高空，客机右前挡风玻璃突然爆裂，副驾驶被吸出舱外，驾驶舱温度骤降到－４０℃。在缺氧、风压和极寒的驾驶舱内，他本人也被巨大的力量所撕扯，且许多飞行控制组件被巨大的爆破气流撕裂变形，驾驶舱设备显示满屏红故障信息，飞机以超过８００ｋｍ／ｈ的速度，并以较大的左坡度和向下的俯角急速俯冲……（以下简称川航５·１４事件）。在世界民航史
上，除了川航５·１４事件外，只出现过一次客机风挡玻璃脱落故障，即２９年前的英航５３９０航班事件。当时机长也被吸出窗外，全靠副驾驶操纵才安全降落。但英航的那次意外，飞机的高度只有５３００米，速度也更慢，而刘传健机长当时面临的情况则要危急得多。
川航５·１４事件中，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操作，也没有任何有效指示（航班已经和空管失去联系），所面临的几乎每一个条件都是致命的。但刘传健机长克服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控制住了飞机，经过３４分钟的生死搏击后，最终成功迫降在成都双流机场，１１９名乘客无一受伤，９名机组人员也只有副驾驶和一名空乘人员受伤！这不仅在中国民航史上是壮举，在世界民航史上都堪称奇迹。事后民航局调查组发现，在刘传健机长备降的３６个操作里，只要有一个失误，都可能导致飞机失去控制，调查组甚至进行了１０次类似的模拟飞行测试，结果都是坠机。但是，刘传健机长却做到了！在此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他的危机领导力。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国机长刘传健”的案例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提炼危机领导力的概念和结构。３．３ 数据收集
本研究遵循文献［２５］的建议，采用了多种数据收集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案例研究。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２０年５月，历时７个月，由２名核心研究人员及４名研究助理共同完成。数据收集工作围绕“中国机长刘传健”的案例展开，共包括４类数据：①《中国机长》电影资料、央视访谈视频、官方媒体对于刘传健的采访和报道；②对刘传健本人的深度访谈；③对某高校ＥＭＢＡ学员班中的４８位民航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焦点小组访谈；④对９位民航飞行员进
行专家访谈。将以上４类材料转录成可编码的文字材料，共计２９万字。总之，资料的收集过程既包含“二手新闻资料”，又包含“一手访谈资料”，并且访谈数据涵盖了机长本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等多个角度。具体阐述如下。
（１）媒体访谈和报道资料 在川航５·１４事件后，央视对刘传健机长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包括《面对面：生死迫降》（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９日）、《感动中国》（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开讲啦》（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３日），以及《面对面：中国机长刘传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０４日），共计１３５分钟视频资料，转换成逐字稿约３．４万字；此外，许多媒体如《搜狐网》《腾讯新闻网》和《四川新闻网》等对刘传健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对这些媒体进行搜索和整理，共形成资料约２．２万字①。
（２）深度访谈———刘传健机长 在认真分析媒体访谈和报道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与刘传健机长进行了多对一的调研访谈。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对刘传健本人先后进行了两次深度面对面访谈，深度访谈的问题包括刘传健的成长背景、空军生涯、执教经历、民航生涯、川航５·１４事件过程、应对方式、事后回顾等七大方面的内容。两次访谈共计约４小时１８分钟，整理访谈记录约７．４万字。
（３）焦点小组访谈———管理人员 这４８位民航业高层管理人员中有４０位为男性（占８３．３
３％），平均年龄为３４．９８岁，所属企业均为各大航空公司，并且都在各自企业中担任各类管理或业务要职，如总裁（占４．１６％）、经理占（３９．５８％）、部长（占６．２５％）、主管（占１４．５８％）、工程师（占６．２５％）以及民航飞行员（占１２．５０％）等。他们不仅对航空事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具有专业的判断；同时，还在企业中担任中高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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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领导力的理论模型构建：基于中国机长刘传健案例的质性研究———郑晓明 郭一蓉 刘争光
①电影《中国机长》由于经过了艺术加工，因此，仅作为对
案例情境化的了解，但不进行编码分析。
理职位，需要经常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因而非常契合本研究的主题。针对本研究的目标和研究样本的
特殊性，设计了如下问题：刘传健机长在川航５·１４事件中是如何应对这些巨大危机与挑战的？展现了他怎样的领导力品质？在回答该问题之前，
所有高层管理学员均认真学习了刘传健机长的教学案例。在对案例有足够了解的基础上，
这些高管学员结合民航的专业知识背景，在课堂上进行了充分、深度和详细地讨论，并于课后将访谈过程中的要点进行了整理，论述十分丰富，每份访谈资料的平均字数约为２５００字左右，最终整理质性资料近１２万字。
（４
）专业人员访谈 课题组成员访谈了９位民航飞行员，包括２位副驾驶和７位机长，这些被访者均为男性，平均飞行年限９．６７年。被访者根据刘传健机长成功迫降的案例并结合自身曾经处置特殊情况的经历，据此详细阐述危机情境中民航飞行员需要具备哪些胜任的心理特质。访谈结束后，根据访谈时获取的素材，由数据公司将访谈的录音进行专业的转录并进行整理，
最后形成文本格式，以便后续的编码。共计获得９位被访者录音近３００分钟，转换后的文本约４万字。
整体来看，新闻媒体报道等二手数据获取方便，具有较高的客观性，能帮助研究者快速了解案例的整
体信息，但是这方面的信息细节性和集中性较为有限，研究者难以根据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挖掘。为此，课题组围绕案例进一步收集了大量的访谈数据，包括对刘传健机长本人的深度访谈、
对民航管理人员的焦点访谈以及对专业飞行员的访谈，这部分数据有较高的适用性、
针对性和探索性，能够在不断深入探索、寻、修改和确定一手数据的过程中更好
地实现理论构建［２５］
。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不同类
型的数据，一方面，能够有效建立研究问题与研究结论之间的证据链，保证结论的内部效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对本研究结论的三角验证，最大限度的提升外部效度。
４ 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
针对以上获取的４个部分的质性资料，本研究借鉴经典扎根理论
［２７，２８］
的编码步骤和技
术，按照开放性和选择性编码２个阶段先进行实质性编码，随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编码①。编码过程主要由课题组核心成员和４位研究助理完成。在编码开始前，
对４位研究助理进行了统一的编码培训：①观看《
中国机长》影片，对案例所处的极端情境建立生动的认识；②学习刘传健机长的教学案例，
从客观真实的角度了解该案例的全貌；③学习经典扎根理论编码的基础知识、
编码目的和编码规则。在完成上述培训后，４名研究助理在课题组核心成员的组织下开始进行如下编码流程。４．１ 实质性编码
（１
）步骤１：开放性编码 首先，对原始问卷资料的任何可以编码的句子或片段进行语义拆分，以“贴标签”的方式归纳每个语义切片的内涵，
实现将原始资料概念化；随后，将资料进行打碎和抽象化，
再对抽象出来的概念进行重组。进行本步骤时，课题组对原始访谈资料逐字逐句分析，为了尽量减少
研究者个人的偏见、定见或影响，尽量使用半结构化问卷中的原始表述作为标签，以从中发掘初始概念。课题组两名核心成员和４名研究助理对所有资料进行了逐行审阅，将原始资料分解成若干独立事件，共抽取１１５８个语义切片，删除３２１个与危机情境无关的语义切片，最终剩余８３７个语义切片进行一级编码。由于一级编码概念的层次相对较低，数量非常庞杂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因此，需要进一步提炼以将相关的概念“聚拢”在一起，进行二级编码。进行二级编码时，仅仅保留出现频次在３次及以上的一级编码。在剔除过程中，４位研究助理交叉验证所有的编码材料。在编码验证完成一半时，课题组核心成员组织所有研究助理讨论二级编码中存在的分歧，当所有人达成共识后，
再进行另一半的编码归类。经过以上过程，归纳整理为４３２个一级编码和６７个二级编码。开放性编码结果见表３②。
（２
）步骤２：选择性编码 在该步骤，需要将类似的“
开放性编码”聚集到更抽象的概念类别中。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性编码还需要不断地在数据和涌现的概念类别之间移动，以确保
涌现的核心范畴准确地捕获了这一现象［
２７］
。在数据分析期间，通过查阅了大量关于危机管理和领导力的文献，以确保现有研究能够从数据提炼过程中产生新的理论洞见。在这一阶段，
·
６１·管理学报第１８卷第１期２０２１年１月
合欢椅怎么使用
①
②扎根理论主要分为经典流派、程序化流派和建构主义流
派。其中，经典流派和程序化流派都属于实证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下的扎根理论编码过程也有所区别：经典流派的编码过程
包括实质性编码和理论编码，
其中，实质性编码又包括开放性编码与选择性编码；而程序化流派的编码过程则包括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与选择性编码。尽管经典扎根理论与程序化扎根理
论中都有选择性编码，
但两者也存在区别，即前者是提炼核心范畴的过程，后者则是通过典范矩阵来绘制范畴与概念之间关系的
过程［
２９］。限于篇幅，
只列出２０％的开放性编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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