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人才观
龚自珍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仅是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给予他高度评价：“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龚自珍敢于揭露和批判清朝的思想禁锢和人才禁锢政策，他的关于破除成格、解放人才的思想，显示了一个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和打破陈规、锐意创新的精神。 人才成长离不开一个思想文化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然而，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面临崩溃没落，逐渐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转折阶段。清统治者为了“皇图永固”，将皇权专制发展到了顶峰。皇帝不但把所有的臣民当成奴才，而且大兴，用屠杀流放等严厉残酷的手段来钳制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 冤狱笼罩之下，众多士大夫三缄其口,谁还敢提着脑袋“讥切时政”,谋求革新？龚自珍用了两句诗来描写时人的恐怖：“避席畏闻，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士子被吓破了胆，
个个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他们著书作文，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何谈国计民生！在这里，龚自珍虽然不无悲哀地叹惜文士们远离现实、不问苍生、埋头读书、只求一饱的庸碌无为，但锋芒所向，则是对清王朝实施思想禁锢政策的深刻批判。
龚自珍清醒地看到,清统治者不但以来摧折和残害人才，而且又通过“论资升迁”的选官用人制度，训练出一大批效命于皇室的忠实鹰犬和唯唯诺诺的庸官。牙刷加工
他在《明良论三》里说：“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在这种论资格用人的制度下，“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
不难看出，清王朝正是要用这样一种典型的“论资排辈”制度来限制人才，无论贤智还是不肖，无论资历深浅，都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做奴才，熬到了年头才能加官进爵，谁敢哓哓然去“触忤时忌”，反对皇帝的“乾纲独断”？于是，朝廷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像哑巴一
烟雾净化样默不作声，无所作为，剩下的唯有感谢“圣恩”，俯首帖耳，庸怯阿谀，麻木不仁，明哲保身，卑污堕落，而真正的人才却因资格而被排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这种“论资”制犹如牢笼一般，紧紧锁住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了人才的发展。
针对这种“论资用人”制度,龚自珍以冲决网罗的精神，提出了“不拘一格”地培养和选用人才的观点。道光十九年（1839），他饱含激情，写下了一首思想锐利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热切地盼望中国能出现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扫除一切污泥，打破一切桎梏，让社会上下呈现一派蓬勃生动的气象，让人才无限制地生长起来，每个人都意气风发，自由地参与创造新的局面。对当时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和沉闷的思想界而言，龚自珍的响亮呐喊，简直就是惊世骇俗的狂言，它就像一声炸雷、一阵疾风，催人警醒，给人力量。v50值
龚自珍的“不拘一格”绝不是一时兴起的“狂言”，而是他志在改革现实，经过多年潜心思考到的救国丹方。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他就大胆宣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而每一代的新兴者都必是要“革前代之敝”的。作为一个敏感的思想家，他已觉察到晚清衰世时代的古老中国危机四伏，因此，他怀着忧国忧民之减速电动机
心，希望清统治者能够“自（主动）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破除成格，解放人才。由于历史的局限，尽管这是龚自珍当时无法实现的梦想，尽管龚自珍也不可能像几十年后的革命党人那样高举推翻封建王朝的大旗，但他的改革精神却是可赞的，他揭示出来的人才思想却是异常深刻的。
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国家要富强，就要勇于进行改革；而改革呼唤倡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就要积极培养和大胆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才。应该说，龚自珍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于人才“不拘一格”的认识，不仅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而且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陈仲举：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
德行第一：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白：「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赏誉第八：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者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品藻第九：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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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记载，可粗识陈仲举，其为人有德行大志，其礼贤若渴而不拘俗议，其才可为“干国之器”，其品格“强于犯上”。如此几近于完人，故德行开篇便称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其言行为时人当世之准则规范。而寥寥数字亦不足可判人是非，陈仲举既为东汉名臣，那么，且从东汉启语。
光武帝刘秀英明神武，在焦土废墟之上开创盛世王朝。刘秀在位三十三年，终岁六十二。其第四子刘庄嗣位。刘庄的生母光烈皇后便是那位著名的当娶之妻阴丽华。汉明帝刘庄在
位期间，北抑匈奴，设都护于西域，于内倡大儒学，并引进佛教。亦可谓不辱其父之风。
刘庄之后，其第五子刘炟即帝位，是为汉章帝。刘庄继承并贯彻乃父及祖之政令，一时文有治、武有功，史称“明章之治”。先人把底子夯实了，汉和帝刘肇应势而为，打造史上著名的“永元之隆”。也即是指，永元年间，汉室国力至极强之势，国泰民安，兵强马壮，四夷宾服。然而，正如惠子所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汉室衰微也自此始。刘肇一朝，盛固极盛，但也伏诸祸端如下：
一、因与专权的窦氏外戚夺权的需要，又恰刘肇所倚重的朝臣宗室或年老或短命，他不得不重用了宦官，东汉的宦官弄权便始自此。假肢安装
二、刘肇生母为梁贵人，梁贵人有兄弟数人，刘肇皆封官赐爵。中有梁雍，梁雍有子梁商，梁商有女梁妠，位至顺烈皇后；有子梁冀，位至大将军。梁商掌权，梁氏一族遍布朝中。梁氏之祸当由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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