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国外城市规划理论研究进展
西方的城市规划起源于解决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种种环境恶化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公共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影响着社会。同时，城市规划也在逐步为社会所改造，其中城市规划思想的几个重要转变是（方澜, 于涛方, 钱欣, 2004）：
第一、由“艺术”到“科学”：城市规划从“物质形体设计”转变到崇尚系统分析方法(Systematic analysis)的理性决策过程(Rational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的科学性规划。
二战后到60年代的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规划被视为是建立在“物质主义”之上的“形体规划设计”。好的形体环境可以增进幸福，而形体环境则可以通过规划设计来加以改造和控制，只要加强设计和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形体环境。
事实上，这种观点可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远。城市规划历来被视为是建筑师的份内之事，城市规划不过是基于城镇层面上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单体建筑有着非常密切
的联系，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战后的城市规划大多是建筑师规划，城市规划的工作建筑师完全能够胜任。在传统的这种“物质形体设计”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规划中，“美学观念”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和出发点，和建筑设计一样，城市规划被视为一门“艺术”。当时权威的城市规划教科书，吉伯德(Frederick Gibberd)的《市镇设计》(Town Design)和吉伯勒(Lewis Keele)所著的《城乡规划原理和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等体现了城市规划的这种“物质形体设计论”思想。
20世纪60年代，系统方法、理性决策和控制论被引入到城市规划中来，宣告源远流长的“物质形体设计”理念的城市规划主导地位的终结。1969年，麦柯劳林(Brain McLaughlin)的经典著作《系统方法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应用》(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atical approach)的出版成为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中论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Normative theory)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但城市规划中的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能等同视之。“喷粉流水线理性”针对的是城市规划过程。过程规划理论(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核心是提出了带有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彩的决策过程的城市规划“理想型”(1deal-type)概念，要求规划师完全理性和价值中立，而且一直延伸至城市规划中的所有决策人员。“系
统”则是针对规划中处于对象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Substance)：把城市规划的主要对象——城镇、区域乃至整个地域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通过系统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强调整体性、相关性、结构性、动态性和目的性。
城市规划系统方法的运用和理性决策过程与20世纪60年代的以“设计”为导向的城市规划相比，有如下转变：
1、以“城市设计”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是从城市的物质形体环境或城市形态角度来审视城市，并从形体和美学角度去规划、设计城市。而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则将城市视为一个由多种流动的、相互关联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所组成的大系统，综合城市、区域、经济和社会要求，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各个要素的现状、发展变化与构成关系。
2、，城镇被视为一个“活”的功能性实体，城市规划也必须由“终极状态”或“蓝图”式的规划变为“过程”性规划。
3、城市规划思想的这些转变，反过来要求城市规划师所具备的技能和素质相应调整。规划师若要对城市这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加以控制或规划，那么他至少应该具备严谨的“科学”分析的技能。
总之，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思想带来的转变可以归纳如下：“物质形体设计”的城市规划视城市规划为一门“艺术”，而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则视规划为一门“科学”。一方面，整体环境(区域、城市等)的系统分析涉及系统的实证调查和分析；另一方面，理性的决策过程也基本上可视为“科学”的分析过程，这些带来了规划过程的理性内核和规划目标理论的系统内核。此时，城市规划师也将自己的“设计师”定位转变到“科学系统分析者”的角，他们相信规划掌握了决策与管理的新技术，能经过合理的程序对未来的决定做出理性的选择。
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对传统的“物质形体设计”规划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这种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理论却并没有长期独占城市规划理论的论坛。1977年斯格特(A.J．Scott)和罗维斯速冻生胚包子(S．T．Roweis)首先发难，他们发表了《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Urban plan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针对大量计算机辅助的数理模型支持的理性分析，指出理性和系统规划理论、方法和内容虚无或者说是空洞(Emptiness)，与其将其称为抽象的分析概念(Abstract analytical concept)，还不如直接称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1979年，卡黑斯(M．Camhis)的《规划理论与哲学》(Pl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和索马斯(M．J．Thomas)的《A．Faludi的城市规划程序理论》(The proce dural planning theory of A. Faludi)都对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责难，认为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流
放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边缘的角落”，影响了城市规划作用的发挥。
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物质形体设计”理论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复兴”的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性和意义，得到重新定位和认识。大多数规划师，特别是在城市规划的“地方”规划层面上，仍继续从城市设计质量和美学价值角度来评价开发计划的优劣。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在地方城市规划中虽有一定程度的应用，如对开发方案可能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预测等，并且能够和城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但“物质形体设计”的规划在地方规划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被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所取代。在更为全面、战略层面的结构规划中，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却取代了“物质形体设计”规划理念，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的城市规划法的修编采用系统方法，总体规划(Master plan)强调土地使用的分配，而结构规划(Structure plan)则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引入城市规划，注重处理城市与区域、城市各个组团间的关系。
第二、城市规划师从技术性角转变为“管理者”和“联络者”，城市规划从“蓝图式”实质性规划逐步变为“过程中”规划。
VBTA-12
经过70—80年代的发展，诸多学者认为城市规划师并非仅仅是扮演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角，通过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价值体系来进行城市规划；规划的这种技术性角应该转变到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汇集众意见和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的角。后来的压模“联络性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以及“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等就是在对城市规划的反省中出现的城市规划新思路。
城市规划从实质性规划到更为过程性规划的过渡无论是以传统的“物质形体设计”理论为主导的城市规划，还是系统方法、理性决策过程的“科学”城市规划，都认为城市规划师必须具有规划人员必须具备的相关技能和知识。只有这样，他才能参与到城市规划业务中去。虽然专业技能也因不同的城市规划理念而异：传统基于“设计”思维的城市规划要求城市规划师具有基本的美学鉴赏和城市设计能力；而基于系统方法和理性过程理念的“科学”城市规划，则要求规划师具备科学系统分析和理性决策能力，但这两种城市规划都视城市规划师为一技术性角：具备城市规划所需的认知、判断力和技能等素质。
20世纪60年代，规划学界同时意识到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具有浓厚政治彩的过程，与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城市规划迥然不同。而在价值判断方面，研究人员、公众和
当权者都不再认为规划师的分析是真正客观，不带价值观彩的“纯科学”的，规划师和一切人一样，并不生活在价值观的真空里。
经历了60年代的城市规划，普通人们的价值判断显然并不比专业人员“差”多少。因此，一些“激进”的城市规划学者认为，既然城市规划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政治过程，那么城市规划根本就没有必要需要价值判断和平民不相上下的专门性技术人员。在这个背景下，城市规划领域的思想体系出现了新的“分裂”。一方面，一些城市规划学者继续肯定城市规划实践必需规划人员，而且规划人员必须具备规划专业方面的实质性知识和基本素质——城市设计、系统分析能力、城市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等等；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城市规划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政治过程。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城市规划的另一思想流派：尽管规划师的规划决策和价值判断能力并非有高人之处，但是城市规划师可以协调城市规划的决策过程，并且在实践中可以促进实现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标。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师注重公众参与，协调土地开发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此时的规划师不再仅仅被视为技术性角，规划师同时是组织者、说服者、咨询者。他们寻解决问题、实现规划的关键人物或关键部门，把他们引到讨论桌上，组织交
流协商，以求共识；同时和相关各方一一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化解矛盾，帮助达成公识。规划师还要不断地寻、发现专家，让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有不同倾向的专家发表意见，力求全面反映全社会各个方面的观点。对规划师的角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理论的有60年代大维多夫(Davidoff)的“倡导性规划”，以及最近受哈伯拉马斯(Haberams)“联络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观点启发的“联络式规划”。据此，人际交流和协商能力成为非强制型、'协调'型的城市规划的核心，强调规划师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在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里，联络式规划所需要的规划师是硅胶加热膜“听”和“沟通”的技能。
将城市规划师认为是管理者、联络者、协调者的角，这与规划决策相比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规划实施的重要性。弗里德曼(J．Friedman)首先指出了这一点，通过公共决策和政策得出的方案并不能在实际中得到很好的执行。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的重视这些政策和规划怎样才能很好的履行。于是，20世纪70—80年代间，弗里德曼的“行动性规划”(Action planning)受到一些规划学者的重视，但该思想仍然认为规划师应该是一个管理者，“各种网络缔造者”和联络者，同时也认为若要成为一个很出的规划师，必须具备相关的城市规划技能以便“能在谈判桌前更好的促进城市规划决策的制定”。
第三、以后现代主义规划思潮占主导地位的多元论规划思潮对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起了很大的冲击，使得“城市规划思想处于划时代的转变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局面，其中有60年代萌芽的城市规划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其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认为，城市是一个由多元空间、多元关系网络组成的以人为参与主体的多要素复合空间。它决不是现代主义因果关系的直线型思维(即假定事件状态和最终目标状态均为已知，然后试图更好的组织初始状态向终极状态转变，思维方法的基础是寻一个规则系统，一套逻辑上严格的，能产生满意甚至最佳结果的规则，是一个封闭的、终极式、“决定论”的过程)所能把握和左右的。后现代主义完全放弃了这种逻辑规划的目标，而是采用启发式的探询过程，将各要素构成的城市看成一个没有边际的整体，整个有机体维持着一种动态的自动平衡。这正是亚历山大所说的“城市就是一个重叠的、模糊的、多元交织起来的统一体”，也是罗伯特·反应烧结碳化硅文丘里(Robert Venturi)宣称“杂乱而有活力胜过明确统一”的本意。而雅各布(Jane Jacobs)对城市开发中单一的区划和“总体”规划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认为单一的区划严重忽视了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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