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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工技艺是展现玻璃艺术品独特魅力的重要工艺手法，这种古老的技艺最早于古罗马帝国时期传入中国，并结合本土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灯工技艺在中国玻璃艺术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制作方法，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中国灯工器物虽然没有像金、银、瓷、玉器等一样繁荣发展，但其独具魅力的艺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在传统手工艺日渐萎缩的当代，研究与发扬优秀传统手工技艺，于文化传承、艺术设计等的丰富与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灯工技艺概述
灯工技艺是玻璃器物制作中特有的工艺之一。灯工艺人多把灯工的制作流程归纳为吹、拉、弯、接、割、封六个环节，所使用的工具有火、铁砧、铁板、铁棒、钳子、镊子、针、退火炉、吹筒等。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叙利亚人用金属管吹制玻璃而创造玻璃吹制法[1]。随着玻璃制作、玻璃艺术与吹制法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现在的灯工技艺。
由于灯工技艺是一种纯手工操作技法，加之玻璃材质的限制性以及对火的温度的严格把控等特殊要求，因而十分考验灯工艺人的反应能力与技艺熟练程度。中国古代金、银、陶、瓷、青铜、漆器等工艺十分发达，对灯工技艺的需求并不迫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灯工技艺的发展速度与规模，以及灯工技艺的传承。
二、中国古代灯工技艺的发展历程
灯工技艺的发展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技艺的传承，在每个阶段的发展规模与呈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一）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中国，玻璃雏形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商周时期。1965年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釉印纹尊，口部及肩部有薄釉外，还有深绿厚而透明的玻璃釉五块。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原始玻璃制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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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诸多古文献记载可推断，中国传统灯工技艺是外来技术与本土技术交融的产物。《魏书·西域》及《北史·大月氏传》均有记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3]笔者认为，从“采矿山中”可推断，大月氏商人带来了玻璃的配方，从“于京师铸之。即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可推断，大月氏商人带来了玻璃器的制作方法且极有可能为吹制法。此推断原因如下，魏晋南北朝之前出土的玻璃器多为进口，极少数为本土制造，且使用的是模压法，呈现的质感似玉，故在光泽度上并不突出，这里的“光泽美于西方来者”很显然是改善了配方和技术的效果。从“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可见吹制法具
中国古代灯工技艺的
发展历程与风格差异研究
文/李甜甜 贾 琦 通讯作者/赵丹彤
摘 要：经过对中国古代灯工技艺的发展历程以及各历史阶段灯工器物的风格差异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发现中国传统灯工技艺的发展比西方较为缓慢。中国传统灯工器物的风格发展受到当时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外来器物以及本土其他类型器物风格的影响。通过对中国传统灯工技艺的溯本求源，可为现代灯工器物设计提供新的立足点。
关键词：灯工技艺；发展历程；风格差异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2020HFG010）；武汉纺织大学2020年度研究生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武纺大研[2020]4号）研究成果。
有便捷性，吹制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古代玻璃器物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提高了玻璃器的生产速度，为后世玻璃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初步发展期（隋朝时期）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引进吹制法，但出土的很多玻璃器仍延用浇铸法和模压法，而隋代出土的玻璃盖罐、扁形瓶、无颈瓶、蛋形器、玻璃小杯，明显是用吹制法，一些管形器则是用拉制法[4]。从出土文物的制作手法与数量上来看，隋代可视为灯工技艺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玻璃器多使用无模吹制法，其质地与泽多仿瓷。之后，随着隋朝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在玻璃器的制作上逐渐添加更能突显玻璃质感的高铅成分，并推广吹制法，引进西亚玻璃制造新工艺及玻璃艺术风格，为唐代及以后的玻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迅速发展期（唐宋时期）
唐代伊始，政治、经济快速发展，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对外通商及交流甚为广泛，艺术及手工业均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土的唐代国产玻璃，多为薄胎吹制的玻璃小瓶及玻璃球等，且以佛教用具居多，侧面反映出唐朝的文化交流与佛教兴盛，促进了灯工技艺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传统灯工器物的种类与风格。
宋代《云林石谱》中记载：“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颇多青白，间有五斑斓。其最白者，入铅和诸药，可烧变假玉，或玻璃用之。”[5]由此可见，高铅玻璃较钠钙玻璃更为明亮通透，所以高铅成分的使用较隋朝更甚，更利于吹制薄胎器物，灯工玻璃器物的通透程度进一步提升，使其在艺术表现上更具审美价值。
（四）衰落期（元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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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玻璃器物没有受到上层官员及贵族的重视，且其发展形势受到玉器的影响，更多充当玉石的代替品，时名“药玉”。考古发现，元代出土的玻璃制品多为珠类与发饰，薄胎吹制器物的数量较宋代明显减少。元明时期有专门的玻璃工坊生产“药玉”，用以制作簪、珠、环等饰品。
《明史》记载：“庶人冠服，……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6]由此可推断，明代“药玉”的流行与服饰制度的严格规定有关。明代视玉器为最高贵的物料之一，达官贵人才能使用，非官贵者，多用“药玉”。在当时，“药玉”不论透明度、泽及质感均与真玉无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玻璃制作的水平较高，同时拓展了玻璃材质的表达形式。但当时玻璃的用途主要是仿玉，因此，只有在质地、泽、制作（多为雕刻、镂空、打磨等）上与玉器一致，才能仿制出“与真玉无异”的玉器。再从明代文物出土情况来看，目前没有发现国外进口玻璃器，且本土制造的灯工玻璃器在质地、工艺水平上较隋唐时期明显下降[7]。由此推断，明朝玻璃仿玉的风潮间接阻碍了灯工技艺的发展。
（五）繁荣发展期（清朝时期）
清朝之前的玻璃器发展主要在民间，清康熙帝即位时，玻璃器物才得到宫廷及贵族的重视。康熙皇帝对西洋玻璃制品十分感兴趣，特地在造办处设立了玻璃厂，专门为皇帝制作玻璃器。造办处玻璃厂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家出资建立的官方玻璃制作处，它的建立有效促进了玻璃艺术的发展，西洋传教士的文化传播也进一步帮助传统灯工技艺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灯工技艺无论是在造型、彩、装饰手法等方面均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三、中国古代灯工器物的风格差异
中国古代灯工玻璃器物的风格是世界玻璃器物史中风格独特的一个支系，其风格特点既受外来文化影响，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这与灯工技艺的发展状况以及每个朝代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同时，灯工技艺作为一种外来且晚来的技术，其发展规模与所制器物的审美风格都受到当时已存在且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器物的影响。
（一）简单质朴的魏晋南北朝灯工玻璃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始灯工技艺的发展与西方玻璃配方初步引入，促进了当时玻璃器物的生产。从出土的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的墓葬器物来看，利用灯工技艺所制的器物数量可观，但这并不能印证
这些都是当时的匠人所做。从北京、湖北、江苏、宁夏等地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出土的灯工器物制作精美，制作工艺为罗马、萨珊（波斯）传统工艺，带有浓郁的罗马与萨珊风格，经学术界鉴定，大部分为罗马与萨珊的输入。
与罗马、萨珊输入的灯工器物相比，魏晋南北朝本土生产的灯工器物相对较少，且器型简单，体量较小。如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函出土了7件玻璃器与若干玻璃珠，玻璃器中1件玻璃钵，2件玻璃瓶，3件葫芦形小玻璃瓶，1件残器，均采用无模自由吹制法（如图1、图2）。在工艺上，使用的都是灯工技艺；造型上，钵、瓶、葫芦等都是中国传统器型；彩上均为单，呈青状态；装饰方面几乎无点缀，器型简单；细节处理上，玻璃中含有较多气泡，成型不规整；整体制作比较粗糙。综上所述，出土的7件玻璃器为中国灯工技艺发展初期的作品，其风格质朴，器型简单，质地粗糙，也侧面反映了当时对灯工技艺的掌
握不够纯熟，是其风格简单质朴的主要原因。
（二）清透典雅的隋朝灯工玻璃器
隋朝玻璃制作中高铅成分逐渐取代铅钡成分，在西亚影响下也生产含有钠钙成分的玻璃，这使所制灯工器物的光泽、通透程度与观赏价值进一步提升。与魏晋南北朝相比，隋代的灯工器物在器型、颜、细节等各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这与隋朝天下一统、百废待兴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也为后来灯
工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陕西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8件玻璃器与若干玻璃珠，均为使用灯工技艺所制玻璃器，包括绿玻璃盒1件，有盖，颜呈绿，透明度好，内外壁光洁，器口有打磨痕迹；蛋型器2件，中空，大小不间，均呈绿，透明度好，大者洞孔处有涂金痕迹；管形器1件，中通，颜为草绿，两端有打磨痕迹；玻璃罐1件（如图3），瓶口沿是以玻璃条缠绕而成的圆唇，底部有内凹疤痕，推测为采用顶底铁棒所致，颜呈深绿，透明度较差，气泡与杂质较多；绿扁瓶1件（如图4），底座与瓶口沿均使用玻璃条缠绕，整体呈透绿状态，瓶底部有疤痕，制作工艺相对精细；蓝小杯1件，直口，圆唇，呈浅蓝，透明度好；绿小杯1件，与蓝小杯制作手法相似，颜呈浅绿，透明度好。陕西西安隋吕武墓出土1件玻璃高柄杯，宽口，深腹，喇叭状底足，呈绿半透明状态，气泡较多，其形成工艺复杂，从其成型表面可推测：要分别吹制两个大小不等的料泡，并趁热粘合，大料泡剪口形成杯身，小料泡剪口形
成喇叭状杯足。吕武墓这件高柄杯与西亚风格接近，但细究发现，其器型并不规整，气泡较多，工艺水平尚不成熟，且玻璃成分为高铅，有别于西方善用的钠钙成分，可推测为中国传统匠人所做。
综合来看，隋代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灯工器物，在技
艺上更加成熟，出现了缠绕、顶底、接料、打磨等配合工艺；在通透程度上，高铅成分的加入，使成
型器物的通透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在颜上更加纯粹与透亮；在装饰上，出现了缠口与涂金。总之，这一时期的灯工玻璃器物造型简单且工艺精细，透明度较高，颜纯净，装饰精简，风格清透典雅。
（三）精致神秘的唐朝灯工玻璃器物
隋唐时期玻璃器物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多发现于佛塔塔基遗址，尤其在唐朝时期，从地下出土的灯工玻璃器物多为佛教用品，且整体风格精致，种类多样，这与唐朝佛教的兴盛以及对外频繁的文化交流有关。
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塔基出土1件舍利瓶，内壁极薄，无，透明度高，口部切割痕迹明显。陕西西安东郊舍利塔基出土1件舍利瓶残器，绿透明，内外壁光洁，瓶颈与瓶腹界限明显，瓶口处平齐，可判断为从吹制管上切割后又进一步加工所致。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塔基地宫出土2件绿玻璃瓶，器形相似，一大一小，透明度高，推测为无模吹制；数件玻璃供果（如图5），均壁薄如纸，器型可鉴别的有空玻璃球与空心桃形，颜有绿透明、棕
图1 北魏塔基出土玻璃瓶①图2 北魏塔基出土玻璃钵①卧式导热油加热器
图3 隋李静训墓出土玻璃罐②
图4 隋李静训墓出土绿扁瓶正面与侧面②图5 临潼庆山寺出土唐玻璃供果③图6 扶风法门寺出土唐玻璃茶碗与茶托
③
透明与乳白半透明等。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20件玻璃器，其中有玻璃茶碗与碗托两件玻璃器为本土制造（如图6），玻璃茶碗为灯工技艺所制，其器型规整，碗壁有横向纹理，为无模吹
制，颜呈淡黄，透明度高。由此，笔者认为灯工技艺与佛教的结合为唐代本土灯工器物增添了一丝神秘感，信奉佛教以及瘗埋舍利的虔诚促使本土制造的灯工器物进一步精致。总体而言，唐朝灯工器物在制作上更加精致，器型上有了更多拓展，颜更加丰富，整体风格精致且神秘。
（四）赏心悦目的宋朝灯工玻璃器
宋朝时期的玻璃器仍多出土于佛寺塔基的地宫，其器型除了葫芦瓶、舍利瓶、杯、碗等一些常见器型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仿动物和水果等创新器型，多为观赏品。
河北定县5号塔基曾出土一串北宋玻璃葡萄（如图7），每颗葡萄均使用灯工技艺成型，再用金属丝连缀，与真实的紫葡萄极为相似。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玻璃器50余件，能看出器型的有葫芦瓶、鸟形物、壶形鼎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灯工玻璃器物有北宋玻璃宝莲形物，呈红棕半透明状态，壁薄如纸，器型工整，可推断为有模吹制；还有北宋鸟形玻璃器（如图8），深绿，半透明，器身用无模吹制法吹制而成，翅与双环则用缠制法，整体效果简单生动，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由此看出，宋辽时期灯工玻璃器物在艺术形式上有很大进步，所制灯工器物彩丰富艳丽，造型生动，艺术性强。总体来说，宋辽时期灯工玻璃器物的主要风格特点就是艺术与观赏价值并存，令人赏心悦目。
图7 定县5号塔基出土北宋玻璃葡萄④图8 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北宋鸟形玻璃器⑤
图9 清康熙透明玻璃水丞⑥
（五）繁荣绚丽的清代灯工玻璃器
清代是中国传统玻璃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生产的玻璃器不但数量多，且工艺高超，颜绚丽多彩，造型推陈出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康熙龟背纹透明玻璃水丞（如图9），呈六方形连续图案，无透明，质地均匀干净，仿制水晶，其制作工艺为先使用吹制法吹成扁圆状，再用琢玉的方法加工而成，与之相似的还有香港李姓收藏家珍藏的“西瓜水”玻璃器。雍正时期的灯工玻璃器器型端正，泽亮丽，以透明蓝玻璃八棱瓶为例（如图10），其线条流畅，器型规整，玻璃质地细腻光滑，玻璃壁透薄，彩纯正，表明当时的灯工技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乾隆时期
的灯工玻璃器物彩丰富且出现套，装饰更趋华丽。如
图11 清乾隆茶玻璃磨花花卉纹杯⑥图12 清乾隆白套蓝玻璃缠枝花卉纹朝冠耳⑥
茶玻璃磨花花卉纹杯（如图11），通体茶透明，所饰图案婉转生动，花草延展自然，蝴蝶翩然翻飞，打磨过的纹饰透过茶玻璃更显典雅清丽。又如白套蓝玻璃缠枝花卉纹朝冠耳炉（如图12），其为礼佛供器，炉身为有模吹制，足与耳为模铸。彩上，炉体为白玻璃套半透明蓝玻璃，纹饰上，颈饰蔓草纹，腹部环饰缠枝花卉纹一周，其中盛开的三朵大花分别与三足的位置相对应，炉足阴刻卷云纹。
从清朝整个历史阶段来看，其灯工玻璃器物的艺术风
格更偏向浓墨重彩，由于得到皇家支持，所制玻璃器物无论从质量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得到长足发展，这也是清代灯工器物风格繁荣富丽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传统灯工技艺的发展梳理以及对各个历史阶段灯工器物所呈现的风格状态的分析，可看出中国传统灯工技艺的发展比西方缓慢，这与中国传统金、银、瓷、玉器等的制作工艺和繁荣发展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灯工器物的风格发展，一是受到当时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的影响；二是受到外来灯工器物风格的影响，如萨珊、伊斯兰、罗马等；三是受到本土其他类型器物风格影响，如玉器、珐琅、瓷器等。中国传统灯工技艺的发展虽然相对缓慢，且时至今日仍未成为主流，但其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技术也不断兼收并蓄，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带有中国特的灯工技艺体系。通过对中
国传统灯工技艺的溯本求源，或许会为现代灯工器物的设计与革新带来新的灵感与契机。
注释：
①图1、2来源：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10）：44-65.
②图3、4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③图5、6来源：中国考古④图7来源：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⑤图8来源：河南省新密文化馆
⑥图9、10、11、12来源：中国故宫博物院参考文献：
[1]普林.自然史[M].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368-369.
[2]冯先铭.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从中国出土文物展览陶瓷展品谈起[J].文物，1973（7）：20-30.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3]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26.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2.
[5]杜绾.云林石谱[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108.[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38.[7]夏文峰.中国古代玻璃器[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154-155.
作者简介：
李甜甜，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服装与服饰设计。
贾琦，硕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可持续服装与服饰设计、服饰文化研究、玻璃艺术研究。
通讯作者：赵丹彤，硕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玻璃艺术研究、服装与服饰设计。
编辑：姜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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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清雍正蓝透明玻璃八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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