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电力安全性评价
来源：《航海》2022年第02期
我有幸零距离接触中国灯塔史上两位开拓性的标志性人物，一位是上海航标厂总工程师史瑞昌，另一位是上海海事局总工程师李汶;一位是制造中国灯塔的鼻祖，另一位是管理中国灯塔第一人;一位已经仙逝，另一位还健在，92岁了，思路清晰，活动自如。前些年春节，我总是带上礼物到李汶先生家去拜年，没想到第二天，他竟骑自行车跑了10公里到我家回访，说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近些年，我再也不敢去他家拜年了，只是在电话里问候。
中 国 灯 塔 的 开 业 元 勋 —— 史 瑞 昌
第 一 任 航 标 厂 厂 长
他是个海员，有一天拖完甲板正倚在栏杆旁休息。一对美国老夫妇走过来和他说话，其 实他们早就盯上了这个机灵、白净、忠厚的中国水手，开门见山：“你做我们的儿子吧？”
史瑞昌受宠若惊，然后真的跟着美国老夫妇来到美国。干爹干妈把他送进音乐学院，专攻小提琴。小瑞昌能拉好小提琴，但他不太喜欢文艺这一门，喜欢的是理工科。干爹干妈就把他送到理工大学深造。
史瑞昌大学毕业，干爹干妈想为他一份工作，可是他不想留在美国，想回中国。干爹干妈同意了他的选择，没有责备之意。
史瑞昌回到家乡，到了“灯塔”这份工作，也许是他当水手的那些岁月对灯塔产生了感情。他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灯塔，考察、访问、记录、整理。
1956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中国自力更生，在上海浦东原有的浮标修理工场的基础上，扩充扩建，成立了交通部上海航标厂。史瑞昌临危受命，担任上海航标厂首任厂长。
这个厂长可不好当，要研究自动换泡机，就要懂机械;要测试和研磨灯塔透镜，那就是光学;要配装电池和太阳能板，就涉及能源;灯塔的建造和结构，属于土木;设计灯塔的条纹
和彩，要懂美学;浮标，还牵涉流體力学……中国没有一本《航标学》，也没有一所大学设有“航标系”，然而，这家厂不久就担当了中国一大半灯塔、灯桩、航标浮筒的生产任务，产品还出口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后来，史瑞昌当总工程师，把厂长的位置让给了年轻人。再后来，动荡的岁月突然降临，史总靠边站了。
当年，造反派说：“史瑞昌，你是外国特务，是美国人埋在中国的一颗定时，你低头吗？”
史瑞昌只能低头，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当初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可自己硬要报效祖国，毅然决然回到上海来。
造反派司令狠狠推了他一把：“革命众现在查到，你1948年到台湾去过。”
史瑞昌回答：“去过的，是海务处派我去的，检查台湾灯塔的情况。”
“你去干什么？你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1949年解放的前一年到台湾去？”
史瑞昌回答：“不是我要去，是海务处叫我出差。我到美国去都回来了，到台湾去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回来了吗？”
造反派火了：“想不到你还是国民党和美国的双重特务！”
他不再辩解，越辩越黑。反正两顶特务的帽子已经给他戴上了。
造反派把他派到食堂里去干活。让史瑞昌当厨师吗？怎么放心？于是，派他去食堂卖饭菜票。他把收来的粮票和钞票一张张叠好，如数交上去。他把饭票菜票叠整齐了，用猴皮筋捆好。
没人来买饭菜票时，他就掏出英文版的《语录》。一个来买饭菜票的造反派大怒：“你是变着法子崇洋媚外啊！”
荧光纤维 老史赶紧收起英文版。下午，他换了一本中文版的。
拨乱反正后，老史恢复了名誉，又担任航标厂的总工程师。厂里开大会，总支书记让他讲话，他静静地说：“同志们，我现在是和大家坐在一部车子上，往‘四化’的方向开，你
们是要乘到‘四化’的，我是要提前下车的。但是，只要一天在这部车上，我就要拼命工作。要把国家搞上去，我们大家都要用点劲。”
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1979年11月的一天，史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有个叫约翰的美国人你是不是认识？”
史总立刻说：“我不认得，不认得。”说完把电话挂了。其实，约翰正是他的干爹，那个越洋电话是约翰的律师打来的，约翰和他夫人都去世了，他们的遗产应该由史瑞昌来继承。
史瑞昌不愿再提美国的事，那份遗产他不要了，省得又惹出什么麻烦。
从此，史总套着那副兢兢业业的蓝袖套，坐在厂长办公室办公，全厂最老的人，编写着全世界最新的灯塔信息。
第 一 本 航 标 初 级 科 普 书
那时候，我在厂长办公室当秘书，当然也是总工程师的秘书。有一天，我发现我国已经出版了几种关于航标的技术类书籍，中级的和高级的都有，唯独没有一本航标科普类的书，初级的。
我突发奇想：这本书能不能由我来写？我能不能来填补这个空白，也为青少年做点科普方面的好事？史总不是说“大家都要用点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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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悄悄到图书馆去查阅航标方面的书，只翻到三本：《航标电气化》（1964年出版）、《电航标灯》（1972年出版）和《内河航标》（1979年出版）。
我暗暗琢磨：正是因为没有初级的书，我才有了机遇。
我开始收集资料，开始列提纲，但是我不敢对史总说我正在干的事，怕他批评我：你又不是作家，你又不是航标专业技术人员，你写什么书啊？
我只是像聊天那样，时不时问史总一些航标的知识和趣闻，还有制造技术。
终于，磕磕碰碰，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我在最后一页稿纸上写下一个“完”字，很厚的一沓稿纸，我给书稿起名叫《神秘的航标灯》。
那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诚惶诚恐地把书稿拿到中国航标制造业的鼻祖史瑞昌跟前，请他审阅，并请他无论如何保密。如果让厂长知道了，他一定会认为我这个小秘书好高骛远。
史总没说什么，胳肢窝里夹上我的书稿，踽踽地走回家去。
一个星期之后，史总把书稿还给我，还给了我4页纸，那是他对我的书提出的意见。我回家翻阅稿件，只见他用笔划掉了我的手稿末尾“后记”里的一句话：“此书请航标高级工程师史瑞昌先生审阅，作者在此一并感谢。”读日志
第二天，我问史总：“为什么？”他摇摇手：“不要写。”无绳电熨斗
我被老一辈灯塔专家的思想境界感动得热泪盈眶。
接下来，更大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的书稿投给谁？哪个出版社认识我？我之前曾经写过什么书吗？我想，反正一个小青年要写这本书已经够异想天开的了，干脆再大胆一次，把书稿投到北京专业出版社去。于是跑到邮局，挂号，寄走。我默默祈祷：千万别寄丢啊，我辛辛苦苦写了一年多。
没想到，1983年，我的《神秘的航标灯》一书终于在国家海洋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第一本个人专著！这本书还获得了上海市第二届科普作品三等奖！我加入了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
后来，我要评专业技术高级职称，这本书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它不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不能参评技术专业高职;那个三等奖也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它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
当我拿到《神秘的航标灯》样书之后，立刻就送给史总。老人家似乎比我还兴奋，拆开一包牡丹牌香烟，递给我这个不大抽烟的人，用沪语打招呼：“来来，吃一根，吃一根！”
后来，我去参加史总的追悼会。大厅里，静静的，躺着一条“被蒸干了的鱼”。他曾经是一尾多么活跃的小银鳗，现在，这位中国航标制造的开业元勋确确实实干枯了。
管 理 中 国 航 标 第 一 人 —— 李 汶
都 是 零 的 突 破
我在船上当水手的时候，船队总部来了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大老刘，担任党委书记。他原来是东海舰队航海保证处的少校，老干部。
跟他一起转业来的还有个人叫李汶，原来是航海保证处的参谋。那么，大老刘给李汶安排一个什么职务，人家可是大尉！没有。李汶被分配在船队宣传组，连个组长都不是。但是船队上上下下都很尊敬李汶，都亲切地叫他老李，也许是因为他温文尔雅，气质不凡。
js防水涂膜 大家很快就打听到，李汶是海关关务署税务专门学院海事专业毕业的。这所赫赫有名的学院，是清代末年外务部右侍郎会办税务大臣唐绍仪倡议建议的，为了培养我国自己的关务人员。他的建议被皇帝采纳。1908年4月，在北京王府井成立了这所学院。从此，海关有关助航设备和海道测量的工作人员，统称海务人员。学院培养了很少中国出的水运航道管理专家！
眼前的这位李汶，就是海务人员，就是海军专管航标的专家，是中国第一代。他精通航标一门，但他默默无闻，从来不提自己的来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民党要撤到台湾去，撤离大陆时破坏了很多沿海航标，其中也有灯塔。没有了航标，没有了灯塔，沿海航行就会乱作一团。李汶接到军令：立刻参与中国沿海航标的修复、调整、改造和重建！
一个任务刚刚完成，李汶又接到命令，参与海军保卫海防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制定解放一江山岛的航标保证方案。看似事小，然而没有航标，军舰如何到达那些国民党占领的小岛？这活儿至关重要。
1958年，李汶又参与了我国领海基点第一次确定和测量，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这是中国的尊严，一个小小的点，后面是一片大大的国土。
也是1958年，国产的“跃进”号货轮不幸沉没在日本附近，是被敌国击沉的？还是触礁沉没的？还是有人在船上放置了？周恩来总理亲自抓这件天大的海损，他接见了参与调查的人员：潜水员、海军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造船厂专家、救捞船船员……周恩来也和李汶握了手，拜托李汶和他的同事们及时组织实施调查沉船的导航和设标。
周总理说：“在水深海阔、毫无目标的太平洋上搜寻这艘位置又不确定的沉船，这是大海捞针，任务是艰巨的！”
1982年，李汶邀请了国家劳动总局和财政部的官员考察东海的东亭岛。灯塔主任的眼泪再也止不住：给我们补给太难了，大热天，上午装上新鲜猪肉开航，下午送到我们灯塔肉已经臭了。蔬菜送来一百，烂掉五十。冰箱？哪儿来？我们晚上都点油灯啊！
说着，灯塔主任打开了2只米缸的盖子。劳动总局的王大随手掬起一捧米，啊呀，每一粒米都是绿莹莹的，发霉了嘛！一年365天，东亭人天天都吃霉米！王大潸然泪下，她一把握住灯塔主任的手：“你别往下说了，我全懂了。”
不久，李汶赶到北京参加交通部召开的航标接管会议。交通部部长钱永昌敞着衣襟赶到会场，李汶干脆“告御状”，直接向部长汇报灯塔工人的困难状况，要求改善他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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