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19世纪前西方对蒙古的认知摘  要： 13至19世纪，西方人通过关于蒙古的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从族称、地理、人形象三个角度逐渐加深对蒙古的认识。蒙古的族称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蒙古的方位从大致概述性的确定变成经纬度下精准定位，蒙古的人形象逐渐清晰真实。西方人关于蒙古的知识初显脉络，西方人的蒙古观念渐趋成型。关键字：西方人  蒙古  族称 

1645年至1649年耶稣会中国年信选译薛晓涵*译摘要耶稣会年信，当代葡萄牙文为 Cartasânuas ，中文学界也有耶稣会年报㊁耶稣会年度报告㊁教务报告书等说法㊂①耶稣会自创立之时起就注重建立一套规范的通信体系，海外各教省每年向驻罗马的总会长寄出一封年信，其中国副省也不例外㊂耶稣会中国年信记录了耶稣会中国副省每年获得的进展与遇到的困难，是极珍贵的一手资料㊂本篇译文选译了明中央政权灭亡(1644

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英国的中国史专家李约瑟对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有过如下的评价:“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

利玛窦：用公关手段打开传教局面胡祥鸿14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在欧洲萌生，并渐次向东方扩展其影响。以基督教传教士为媒介，“西学”——西方近代意识形态、科学知识输入日显停滞、衰落的中华帝国，在沉闷的学术思想界激起阵阵涟漪。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内陆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利玛窦等人费尽心机，采取公关艺术，冲破古老中华文化对于异域、异质文化的排拒阻力，打开了传教局面。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