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问题的再探讨

作者：李蓉 魏雪莲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09期

[摘 要]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员组成尤其是候补委员名单的问题观点不一。经过考证本文认为存在如下几种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中共二大仅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没有选出候补委员；如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候补委员，则可能是李大钊、李汉俊、向警予，而张太雷和李达亦有可能。

[关键词]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再探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9-0025-04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党的二大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因此，通常把党的二大作为党的创建工作的一部分，认为党的二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才算完成。其实，这是对党的一大的苛求。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为何还要提出纲领后才算创建工作完成。党成立后有许多工作要做，制定了纲领，还要实施纲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通过与会代表商议、决定党在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以，不必简单地把党的二大归为党的创建工作。而作为具有独立、完整意义上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人们不会不关注由其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其成员。

一、问题的提出：只有中央委员没有候补委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常的说法是：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会选举5名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同时，还选出了3名候补委员。但这3名候补中央委员是谁？常见的说法是姓名不详[1]。因此，现有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实际上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这在党的历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中还是极为少见的。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历史，反映党的二大，史学工作者还有继续发掘和整理资料、弄清历史真实的必要。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七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2]那么，党的二大是否就是按照这一章程选举5名中央委员、3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回答基本上可以肯定。因为《章程》第六章第二十九条说明：“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3]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关于“世界

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等9个决议在内的11个文件，都是在党的二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为第一项议程通过的。而大会的第二项议程才是大会选举。也就是说，按照刚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由5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5人名单，至少有以下几份材料可以作为依据。

一是蔡和森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提出：“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问题，结果这次委员为独秀、国焘、君宇、和森、中夏等同志。”[4]

二是瞿秋白1930年《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记载：“选举第二届中央为：独秀、和森、国焘、仲夏、君宇”。[5]

三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郑州铁路大罢工笔记》提及：中共二届中央委员名单有（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国焘、高（君宇）[6]。

但是，涉及5人名单中的具体人员也有异议。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在谈到党的二大前后的情况时指出：“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7]这就和以上诸人的记载有明显区别的一点：中央委员会5人中多了李大钊，少了邓中夏。而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上检查上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时，还提到邓中夏，认为邓同志在唐山和科乌〔开滦〕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8]陈独秀之所以将李大钊作为党的二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事出有因：党的二大后不久，李大钊即赴杭州参加了西湖会议，西湖会议距离党的二大召开的时间不长，加之李大钊在党内素有影响，陈独秀对其印象好，误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1923年党的三大报告中还是在1929年谈及党的二结果，陈独秀都只字未提候补中央委员一事。似乎在他看来，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委员，没有候补委员。蔡和森作为党的二大的出席者和当选的中央委员亦是如此。而共产国际作为中共的上级，应该掌握有关党的二大的完整情况。但从马林所掌握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来看，也只有5名中央委员，没有中央候补委员。1922年冬《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也只是提到党的二大召开，讨论了10个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党的组织分为四级，在全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9]

综上所述，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大会仅是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没有选出候补委员。因此，几位当事人才会对候补委员一事只字未提，马林才会在西湖会议期间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10]。如果此时的中央委员会有5名中央委员，3名候补委员，或许陈独秀就不会感慨人员太少了。[11]

二、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如果有候补委员，他们会是谁呢？

不少著述明确肯定党的二大选出了候补委员，还有的列出了具体人员名单。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认为，有3名候补委员，但人员不详。[12]

第二种认为，候补委员为李大钊、向警予、张太雷。[13]

第三种认为，候补委员为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14]

第四种认为，党的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向警予、李达[15]。

从上可见，有的表述十分谨慎，没有提出具体人选；有的表述则较为鲜明，列出了具体名单。列入候补委员名单共有6人，即李大钊、向警予、张太雷、李汉俊、邓中夏、李达，除去邓中夏已列入中央委员外，其余5人可能为候补委员。从提出具体名单的三种说法来看，向警予是完全一致的，各方均表赞成；李大钊也是各方赞成，不过有的为中央委员，有的为候补委员；还有三人即张太雷、李汉俊和李达，平分秋，均是三分之一赞成。

据蔡和森回忆：“西湖会议时，马林不满意新委员会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16]这和陈独秀在党的三大的报告中提及的内容大体吻合。陈独秀说，因为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工作多，人员少，“因此，代表会议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17]扩大两名委员的事情最终没有结果。

中共第二届5名中央委员中，陈独秀和张国焘是第一届中央局成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难怪马林不满意“新委员会完全系新分子”。马林为什么会考虑扩大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新分子”而是经验较为丰富的“分子”。

李汉俊，在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赴广州后，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负责党的日常事务，直到1927年2月代理书记一职由李达接任。到党的一大召开前，李汉俊参加了党纲与政纲的审查。[18]在党的一大期间李汉俊将他哥哥李书城的家作为会议地点。李汉俊在中共建党前后贡献十分突出：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成绩显著；二是和陈独秀等发起组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三是曾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四是主编工人通俗刊物《劳动界》、参与编辑《新青年》；五是为中共一大提供开会场所。由此董必武在1937年回忆说李汉俊被选入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是合乎情理的。

有学者分析：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等在政治观点上“确有较大分歧”。李汉俊有如下主张，一是主张先组织学生，反对团体组织的政治宣传；二是反对中央集权制；三是反对铁的纪律。据蔡和森回忆，党的二大前，李汉俊在武汉“写一封意见书，内容是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及作劳动运动和领薪水等”。还说“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同时，李汉俊“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我们这样幼稚的组织而与别党合

作完全是空话。”[19]这封信由李震灜带到上海。陈独秀看到这封信后，立即致电李汉俊，邀请他参加党的二大，但李汉俊没有到会。党的三大时同样没有出席。但考虑李汉俊对党的特殊而重要的贡献，即便和陈独秀等在若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他仍然被选为第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从陈独秀邀请李汉俊参加党的二大，到李汉俊没有参加以后的党的三大仍然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说明了当时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从这个角度和事实也可以证明，李汉俊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二大，也有很大的可能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如果他已经是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林主张扩大他为委员，就是顺其自然的事了。

李大钊，也是马林主张扩大为委员的人员，有可能也是中央候补委员。据蔡和森、张国焘回忆，李大钊原计划出席党的二大，最后却没有成行。但是，因为李大钊在建党前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全国特别是北方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他入选中央委员会也应是情理之中。还在筹备召开西湖会议时，马林在8月12日至9月1日的《工作记录》中记载：“张太雷与陈独秀和邓〈中夏〉会谈后决定，邀请北京参加会议，增加李大钊，与张继讨论〈国共〉关系和代表团事宜。”[20]虽然马林的提议没有被会议所接受，李汉俊、李大钊仍然没有成为中央委员，但有可能继续作为候补委员参与党的工作。如果联系到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其中除了人们熟悉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外，还有李汉俊、、李大钊、周佛海、杨明斋、刘仁静等9人[21]，那么，李汉俊和李大钊成为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可能性就更大，更顺理成章。

三、三人中的选择：向警予

在研究和分析中共第二届中央有可能存在的候补委员的情况后，可以基本确定的两位，即李汉俊和李大钊。那么，向警予、张太雷、李达三位中有哪一位更有可能成为候补委员呢？

向警予，称赞其为“模范妇女领袖”。特别是党的二大对妇女工作特别重视，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妇女工作决议案。向警予早期创办溆浦学堂任校长、参加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追求妇女解放，和蔡和森结为“向蔡同盟”。1921年12月下旬启程回国，1922年初回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资料说：向警予入党后，于1922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个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的教员。而向警予1922年4月1日生下女儿蔡妮，9月底又带着孩子回湖南近3个月，直到1923年1月才到北平，和蔡和森会合[22]。所以，向警予参与负责平民女校在时间上不可能。但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召开时，向警予有可能和蔡和森一起参加会议。据说蔡和森是作为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23]参加的大会，向警予当然就是作为妇女代表参会。综上所述，如果向警予以入党时间半年、从事义务教员的身份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确实比较勉强。而且因为会前生孩子和会后送孩子回老家，也会使她从事的妇女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党的二大也可能会选择她——毕竟向警予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又是第一位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女代表，党的妇女工作又亟待加强，所以选她为候补中央委员完全有可能。

李立三在1935年写的《悼向警予同志》提到：“一九二二年警予同志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她从此时起就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

作，在三四年的时期中，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一切指导文件，大多数都是她的提议。”[24]李立三没有出席党的二大，可能是以后从别的渠道了解到党的二大的情况。李立三提到的中央妇女部，确实是向警予担任的第一任部长，但档案记载中央妇女部是1925年党的四大以后才成立，但这并不能影响到对向警予的评价。向警予对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参加了中央妇女运动文件的起草，至少党的三大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就是向警予所为；1923年5月到广州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6月出席党的三大，大会通过了她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从参与党的三大有关文件起草并出席会议的情况，向警予也有可能是党的二大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党的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由谁起草还不太清楚。有资料提及，李达在党的二大上被指定为教育问题组与妇女问题组的召集人[25]。

1922年西湖会议上马林之所以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除了工作需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俩有可能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马林之所以没有提到向警予，则有可能是因为向警予有孩子的拖累。向警予在1922年9月把不到半岁的孩子送回湖南老家让亲友帮助照顾，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工作。当然，如果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没有选出候补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因工作需要参加西湖会议，向警予没有参加，也就不奇怪了。

四、其他选择：张太雷？李达？

张太雷也有可能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从张太雷的经历看，有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正规大学毕业；二是参加了党和团组织的早期创建活动，加入党组织的时间早；三是负责青年团的工作，领导资历比较长；四是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张太雷不仅出席过国际会议，担任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科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还受党的派遣到莫斯科出席过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张太雷的这些条件得天独厚。

1922年8月，张太雷出席了西湖会议。出席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张太雷7人。第二届中央委员会5名委员中，只有邓中夏没有出席会议。邓中夏在1922年7月出席党的二大后，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8月参加和领导了长辛店工人罢工、10月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以及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等。[26]邓中夏领导工人运动脱不开身。李大钊，既可以说是作为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参会，也有可能是因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会。而张太雷则是作为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参会，同时有可能也是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会。虽然新近出版的《张太雷年谱》和《张太雷传》只是提到他列席党的二大，或许是考虑到缺少可靠的依据没有提及他的上述身份。但张太雷参加西湖会议完全有可能是翻译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双重身份。

李达同李汉俊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同样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做了大量工作，同样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并出席了党的二大。所以有研究者认为李达也有可能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但当年11月，他便接受邀请前往湖南，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1923年，李达因为对国共合作问题有不同意见，随之离开党组织。

针对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的3名候补委员常常语焉不详的遗憾，我们作了一些粗浅探索，以求弄清历史事实，或者向历史的真相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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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刘茂舒.向警予[M].武汉出版社，19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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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