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州与中日韩的交往

唐代海州与中日、中韩交往

朱鉴秋

连云港地处江苏省北端、海州湾南岸。连云港市古称海州，是一个河海通达、交通便捷的沿海城邑。由此沿海岸向北，可达青州、莱州和登州；向南可至楚州、扬州。在唐代，日本、韩国与中国的交往十分频繁，这些交往与海州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唐代是中国和日本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日本政府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频频向唐朝派遣使者，称为“遣唐使”。从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派至中国的遣唐使有18次之多。随同遣唐使到中国的还有不少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最有名的留学生是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叫晁衡。他是在公元717年随第9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在中国学习三四年后，和中国的太学生一样，经考试，在唐朝政府中当了官。由于他主要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与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都有交往。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辞别了生活35年之久的中国回日本，当时王维等还写诗为他送别。阿倍仲麻吕当年农历十一月与唐朝鉴真大和尚同一批乘船从长江口黄泗浦出发，但乘的不是同一艘船。结果鉴真所乘之船顺利地到了日本，而阿倍仲麻吕所乘之船却遇到了大风，传闻遇难了。消息传到长安，大诗人李白写了《哭晁卿衡》来悼念他。其实阿倍仲麻吕的船是漂到了安南，后来阿倍仲麻吕又从陆路回到长安继续当官，并终老于中国，而李白的诗却成为千古绝唱。李白的诗写道：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满苍梧。

诗句中的“苍梧”，是指海州的苍梧山，就是现在连云港的云台山。这表明阿倍仲麻吕所乘之船从长江口驶向日本时，是航经海州附近海域的。

唐朝与日本的海上交通，一般有北路、南路之分。所谓“北路”，即经朝鲜半岛渡海往返；所谓“南路”，即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到日本九州岛。凡从日本出发依“南路”开往中国的船只，包括遣唐使，一般先在博多港（今日本福冈县福冈市）停泊，再从筑紫的西岸南下，经过南岛，横渡东海，到达扬子江口的扬州或明州；或从筑紫的值嘉岛（即五岛列岛及平户岛）的附近横渡东海，航向中国。当时，往来于东海之上的中日船只，都尽可能利用季风。由中国到日本，一般应在六七月份，海上刮西南季风；由日本来中国，则应在八九月间，借助海上的东北季风。在其他月份航行时，也要注意风向，以减少风险。上述阿倍仲麻吕之船十一月份离开长江口，被西北季风吹离航线，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在唐代中日关系中还有一位日本人值得一提，他就是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圆仁俗姓壬生氏，于公元838年随第18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求法巡礼9年多，于公元847年返回日本。圆仁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他到中国的所见所闻，是记述唐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著作。书中不仅对当时中日两国之间交通往来情况及唐朝的风俗仪式、典章制度等都据自己的见闻予以记录，并且还录有当时往返书简、牒文等，因而史料价值很高。

据圆仁所记，他在日本承和五年大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七月二日到达中国扬州府海陵县，登陆后因请求去天台巡礼，故留住扬州，等候敕许。后来未获批准，不得已，只能懊丧地登上了返回日本的航船。然而圆仁因入唐的目的没有达到，故于所乘之船靠泊海州东海县时，偕弟子数人托词潜行登陆。后来被当地官府察觉，受刺史点检；这时恰好遣唐使之船驶至海州沿岸，于是圆仁又被官府护送登舟。在船到了登州文登县赤山浦时，圆仁又弃舟登陆，投赤山浦之法华院。后来几经努力，得他人帮助，终于获得同意，留在中国进行求法巡礼。

圆仁明确记载，他所乘遣唐使返回日本之船，从扬州经楚州（今淮安），在淮河口出海北行，靠泊于海州东海山。日记原文是：（公元839年）三月“廿九日平明，九个船悬帆发行。卯后从淮口出，至海口，指北直行„„望见东南两方，大海玄远。始自西北，山岛相连，即是海州管内极东矣。申时，到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从澳近东，有胡洪岛。„„其东海山纯是高石重岩，临海险峻，松树丽美，甚是爱怜。自此山头，有陆路到东海县，百里之程。”

这是圆仁第一次到海州东海县的记录。圆仁在中国求法巡礼多年之后，于唐会昌五年（845年）获准回日本，归程中又曾两次经过海州。圆仁归程的具体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洛阳、郑州、汴州（今河南祥符）、泗州（今安徽盱眙）、扬州至楚州，原想由此候船过海回日本，但未获批准。县司说：要到登州方可上船归国。于是圆仁又上船入淮，于（845年）七月十五日到海州，再由陆路到山东登州，等候便船回国。但那时日本已不派遣唐使来中国，返回日本的便船难觅。圆仁是（845年）八月十六日到登州的，等了一年多也无结果。不得已于唐宣宗元年（847年）五月五日乘新罗人去楚州的船再次南下。据日记所记：“（五月）十四日，黄昏，到海州界东海山田湾浦，泊船候风。”这是圆仁第三次到海州。圆仁到楚州后获悉新罗人金珍之船可以送他回日本，而该船已去山东。于是他再乘船北上，“（六月）廿日，到乳山长淮浦，得见金珍等船，便载人物，上船便发。”圆仁最后于（847年）九月二日从登州赤山浦横渡黄海，再沿朝鲜半岛海岸南行，经朝鲜海峡，于九月十日回到日本。

圆仁的经历及有关记载，清楚地表明，在唐代中日海上航路上，海州有着重要的地位。由扬州、楚州去日本时，往往是沿黄海西海岸向北，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南端去日本。这样看来，海州东海山就成了重要的中转站。中日间往来的船舶，常在这里避风、候风和补充给养。

（三）

唐朝建立之初，朝鲜半岛处于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位于朝鲜半岛东南地区的新罗，当时正处于北面的高句丽和西面的百济两面夹攻的危险环境中。新罗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在外交上积极与强大的唐朝来往，以取得唐朝对自己的保护和支持。公元668年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仍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有学者统计，在618年至906年唐朝存在的289年间，新罗曾向唐朝派遣使团126次，唐朝则向新罗派遣使团34次。

唐代中国与新罗之间的海上航路有两条。一是从登州渡过渤海海峡至都里镇（今辽宁旅顺口），沿海岸向东至鸭绿江口，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行，经古寺岛（今朝国江华岛）、大阜岛（今韩国得物岛）后登陆，然后陆行至新罗王城金城（今韩国庆州市）。另一条是直达的海上航路，从今天的山东荣成石岛渡黄海东行，顺风一昼夜即可到达新罗西南沿海地区。

唐代由于中国政府与新罗之间官方关系的密切，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之间民间关系的发展。新罗商船活跃在黄海两岸，他们在中国沿海的活动范围延伸到楚州、扬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

根据日本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在唐朝黄海沿岸地区曾经存在新罗人聚居的侨民社区，当时称为“新罗村”或“新罗坊”。新罗村主要分布在登州牟平县（包括

今乳山县沿海地区）和文登县（包括今荣成）、莱州的即墨县、密州的诸城县、海州的东海县、泗州的涟水县等农村地区。新罗坊则存在于楚州和扬州城内。

在探讨唐代海上交往的历史时，不能不提到传奇式的人物张保皋。张保皋，原名张弓福，新罗莞岛人，而其祖籍是中国山东。据唐杜牧所著《樊川文集》卷六《张保皋郑年传》和韩国有关史料记载，张保皋少年时曾在唐朝投军，为徐州武宁军小将。公元828年张保皋回到新罗，觐见兴德王，奏请在莞岛设立清海镇。兴德王准其所请，拨给他一万人，任他为大使镇守清海镇。张保皋在任期间，积极荡除海盗、打击奴婢贩子；同时发展海上交通、经营对外贸易，构成了连接中、韩、日三国的庞大海洋贸易网。张保皋也成为当时纵横东亚海域的大海商。

圆仁在其行记中多次提到的“张宝高”、“张大使”，就是指张保皋。唐朝在黄海沿海地区形成的新罗侨民社区，也与张保皋的海洋商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而海州正处在黄海西岸这个商业圈内。所以在唐代，海州是中韩交往海上航路上的一个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