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日本右翼

又见波澜起扶桑——解析日本右翼 2014.5.28

安倍晋三（Shinzou Abe）（1954年9月21日-）是日本的政客，现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和自由民主党总裁（首次在任时间，2006年9月26日-2007年9月12日下午2时）。他是日本第一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及战后以来最年轻的总理大臣。

2012年9月26日，安倍晋三战胜其他4位候选人，成为新一任自民党总裁。2012年12月16日，日本自民党在第46届众议院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党首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26日特别国会上再度被指名出任内阁总理，由此成为战后继吉田茂之后，第二位曾任日本首相者再度任职的政治家。

说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能不提及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和前首相佐藤荣作这兄弟俩。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分别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和二外祖父，岸信介和佐藤荣作都是奠定和发展日本极右保守势力的政界代表性人物。岸信介是二战中不折不扣的日本甲级战犯，是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统一者，也是《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者和日美同盟的最强烈鼓吹者。安倍晋三与岸信介、佐藤荣作不仅具有政治上的遗传基因，而且具有血统上的遗传基因。从岸信介到安倍反映了日本政治流变的内在联系。

2006年9月26日，安倍晋三是以小泉纯一郎路线继承人的身份登上首相宝座的。从关系上说，小泉对于安倍晋三的重用，可以说是对安倍家的报答。小泉就是安倍外祖父岸信介所在的自民党岸信介派系继承者，父亲安倍晋太郎更是小泉初踏政坛时的政治恩师。正是安倍晋太郎的大力推荐，小泉才能出任厚生大臣，崭露头角。

安倍晋三在他的《美丽的日本》一书中承认：“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安倍从小受到家族的熏陶，走上政坛之后更发誓要成为强硬的“战斗的政治家”。

安倍是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也是实现战后所谓“非主流保守派”——鹰派遗愿的实践者。安倍的具体施政方针为整合日本国民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安倍晋三与小泉纯一郎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安倍更有决心要建立一个固执己见且绝不会因侵略而道歉的日本。作为极右派，安倍在外交上表现出对美“亲而不从”，对华“和而不同”的日本特。安倍在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同时,加快“修宪”步伐，竭力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

2013年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东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却去视察孤悬太平洋深处的硫磺岛，并参加了战死者追悼仪式。安慰那些与美军血战过的“为祖国作战而失去宝贵生命的二战英灵们”。在追悼仪式上，安倍说：“想到为祖国作战而失去宝贵生命的英灵们，不能不坚定地建设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他还表示，“想起那些希望祖国安宁、思念着远方家人死在战场上的人们，心中的悲痛难以抑制。从内心深处为英灵们祈祷冥福。”

2013年4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宪政纪念馆出席“主权恢复日”纪念活动。“主权恢复日”是纪念日本摆脱美军统治的日子。美军当时统治日本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但安倍当天对侵略战争只字未提，也未就导致日本丧失主权的侵略战争进行道歉和反省。安倍在活动上说：“挑衅日本领海和领土的行为仍在继续，但我们一定不会忍气吞声。”日本天皇夫妇和参众议员等400多人当天出席纪念活动。日本天皇离开活动现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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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者齐声三呼万岁。共同社报道说，首相乃至最高法院院长都举起双臂三呼万岁。

安倍具有强烈的“情节”。他上任之初虽没有亲自参拜，但在他的纵容和默许下，在2013年的春季例行大祭、秋季例行大祭和8月15日终战纪念日，都有众多国会议员参拜。2013年春季例行大祭中共有166人参拜，创下198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2013年10月18日秋季例行大祭中约160人集体参拜了。8月15日的参拜人数受国会闭会等因素影响减至102人。

2013年12月26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了。这是安倍两次出任首相以来首次参拜。也是继小泉纯一郎之后首位参拜的在任首相。

在2014年春季大祭首日4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了称为“真榊”的祭品。安倍除了本人“自掏腰包”向供奉祭品外，继续让内阁成员“自行判断”是否参拜，这等于默许甚至变相鼓励内阁大臣参拜。2014年4月22日，日本140多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集体参拜正值奥巴马即将赴日访问的前一天。奥巴马此次访问的目标是重申双方长期安全合作的议题，恢复韩美日三国互助关系，这一战略旨在牵制朝鲜威胁和中国崛起。在这种形势下，尽管安倍此次未去参拜，只是献祭，但日本政府阁僚参拜一事可能会刺激韩国，也可能会给美国的外交构想泼冷水。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2日称，这有可能将使日美关系出现裂痕。

奥巴马此次打算访问日本的明治神宫和韩国的景福宫，传达自己对日韩两国历史都尊重的信息。2014年4月24日奥巴马访问明治神宫，他当天观看了“流镝马”表演（马上射箭）。日本曾希望首相安倍晋三同行，并征求美方意见，但美方以日程不方便等为由拒绝。2002年美国时任总统布什访问日本时也观看了“流镝马”表演，由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陪同。但事后却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就在奥巴马离开日本没多久，2014年4月28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携夫人安倍昭惠，参拜了东京都涉谷区的明治神宫。明治神宫离首相官邸很近，2013年1月份，安倍出任首相后不久，就携昭惠夫人一起参拜明治神宫。

明治神宫供奉明治天皇和皇后神位的皇家神社明知天皇因为推行明治维新而备受尊重。明治神宫与等一起，被称为“东京五大神社”。

日本政界有一种说法——政治家在不方便参拜时，往往以参拜明治神宫作为一种代替。安倍此番参拜或为弥补春季大祭期间未能参拜。

安倍时下成为日本政坛上鹰派彩鲜明，姿态强硬的右翼政治家，多次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提出“日本战犯不是罪犯”的观点，竭力企图对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开脱，强力推进日本政治极右化，军事大国化，梦想恢复昔日的帝国荣耀。

如今，安倍右倾化的世界观及其对日本与邻国关系的潜在影响再次受到审视。安倍的一系列强硬言行，激化了日本与中国在海上领土争端上的对抗，阻碍了日本试图与韩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并招致了美国的无声指责。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安倍究竟在政治极右化,军事大国化的道路上会走多远？日本究竟有怎样的一块土壤，让右倾思潮在那里滋生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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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接下来，就让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日本右翼势力。

一、日本右翼及日本右翼组织

日本右翼到底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追溯一下右翼一词的来源和历史。右翼与左翼一起，都是在法国革命期间派生出的政治方向词，当时在法国的国民议会上，支持贵族阶层等旧体制的保皇派们通常坐在议长席的右边，而支持劳动阶层的革新派则坐在议长席的左边，于是有了右翼右派、左翼左派的称呼。

日本的“右翼”概念是从法国大革命后政治势力分化的现象中借用过来的，日本的右翼与法国的右翼有一定的区别，它不是政治上的保守势力或思潮，而是当代国际社会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思想。日本右翼是一个庞杂而又不断变化的体，对其概念迄今尚无明确一致的界定。在我国学术界， 一般多将欧美等国具有强烈排外思想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以及主张自己民族优越的德国纳粹主义者界定为“右翼”， 而且其使用范围一直比较固定。日本的右翼与法国的极右翼势力相当，我们所说的日本右翼，实际就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即“极右”。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词条解释，“日本右翼”是“日本近代鼓吹效忠天皇和向外扩张的反动社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急先锋”。日本的《大辞林》则把右翼解释为“保守、国粹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及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个人或团体”。

“右翼势力”所指的范围则更加宽泛，它既涵盖一般意义上的右翼，也包括虽有右翼的政治思想理念却尚未明确加入其组织的其他体。他们分布于政界、财界、文化界等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他们虽有着右翼的言行却一般又不诉诸暴力，且碍于种种原因，大多都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右翼，行为较为隐秘，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广泛。

因此，如果说被政府正式注册登记的右翼是“行动右翼”、“显性右翼”的话，那么，没有公开承认右翼身份的就是“思想右翼”、“隐性右翼”。从二者对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危害来看，毫无疑问，后者更应引起关注和警惕。日本“右翼理论家”荒原补水宣称，若包括不公开的“西装右翼分子”（隐性右翼），日本右翼分子共有约350万人。

日本的第一个右翼组织——玄洋社

日本的右翼运动开始于 19 世纪末的由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在九州福冈建立的向阳义塾及向阳社，1881年头山满对向阳社进行了整顿建立了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发行机关报《福陵新报》，后改《九州日报》，以忠于天皇，热爱日本，保护人民的权利为宗旨，标榜民权主义和国粹主义。日本的第一个右翼组织由此诞生。

1886年8月长崎事件以后，玄洋社提倡国权主义，鼓吹“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推行国权主义的目标。同日本政府的军方有密切的联系，参预密谋和策划侵略中国、朝鲜、分裂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各项活动。派大批浪人和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大搞颠覆活动。1884年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培养侵华谍报人员。1887年在上海开办制靴厂，为在中国活动的社员提供活动经费。1893年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策划成立了浪人组织“天佑侠”，到朝鲜搞颠覆活动，点燃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导火线。日俄战争期间选择十多名社员为核心组成“满洲义军”，配合日军在中国东北收买马贼，进行游击战。武昌起义后，立即组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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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会，派大批社员到中国同革命军联络，购买武器，筹集资金，支援革命军。辛亥革命成功后，向孙中山提出在满权益的要求被拒绝后，立刻排斥孙中山，支持段琪瑞和张作霖。1941年，该社与日本军方发生矛盾，被军方剥夺了政治活动权利。1946年被盟军总司令下令取缔。

日本的传统右翼组织——黑龙会

玄洋社尤以间谍活动见长，在日本国内的名声很臭，中、俄政府曾向日本政府就玄洋社在国外的活动提出过抗议，并宣布玄洋社的人为该国“不受欢迎的”。“黑龙会”是在“玄洋社”的牌子倒臭以后另立的炉灶，为的是继续“玄洋社”的事业。该会主张将日本的疆界扩展到中俄交界的黑龙江，因而取名为黑龙会。

著名的浪人之王头山满，往往被人视为该会的创办人和会长。他其实两者都不是。头山满把领导“黑龙会”的这一重任交给了当时声名鹊起、年仅26岁的内田良平。头山满是它的幕后指挥。

内田良平是头山满的得意门徒，他帮会的成份较少，政客的成份较多，他平时爱访问政治家，与他们结为朋友，并且经常舞文弄墨，撰文宣传鼓吹自己的理论思想。1901年1月，他与几个玄洋社社员和同路人策划创办了黑龙会，1901年2月3日，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事先拟定的“旨趣书”和“规约”。

黑龙会主张，日本目前的急务是对俄开战，然后打进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为经营大陆奠定基础。

黑龙会成立不久，便大造舆论，发行《黑龙会会报》及《黑龙》月刊，登载会员侦察到的中、俄、朝三国的资料，同时设立黑龙语学院，教授俄语，培养“俄国通”。《黑龙会会报》第二集发表了一篇70余页的长文《日俄实力的计算和战争的利弊》。日本政府深恐泄露国家密，下令禁止发行。黑龙会还刊行《最新满洲国》和《俄国东部经营部分全图》，这是一幅东部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精密大地图。

内田良平在黑龙会成立之前，就曾潜入俄国，进行秘密侦察，对俄国的情况颇为了解。黑龙会成立后，内田良平在《东亚时论》上发表一篇名为《俄国内部的大缺陷》的文章，揭露了俄国外强中干的真面目，并着有《俄罗斯亡国论》一书，除出版单行本外，还在东亚同文会的杂志上连载。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领土和在华各种特权而发动战争。玄洋社、黑龙会等秘密社团对日本政府发动这场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战争期间，黑龙会向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派出了大批密探。内田良平亲自带人到西伯利亚以开设柔道馆做掩护，刺探俄国各方面的情报。

黑龙会成员的成份颇为复杂，上至军政界要员、学者名流，下至流氓地痞、职业间谍、毒贩，以及受雇于人的杀手，无所不包，可谓社会各个界层的人物都有。

与黑龙会有联系的政治上最显赫的人物，是日本第32任首相广田宏毅（1878.2.14-1948.12.23）。他是头山满的同乡与知己，出生在福冈县一个极其贫寒的家庭。他的家庭曾经受过头山满的帮助。还在读高小时就加入当地的爱国团体玄洋社。受头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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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他受资助到中国考察，他热心研究中国的情势和俄国的政策，一时有支那通称号。中国人民所不能忘怀的二十一条，据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是黑龙会最早的赞助者之一，又有某些原始资料记载，他是黑龙会的成员。不过他像头山满一样，一直隐身于幕后。他当上首相之后，对黑龙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他任首相期间，外务省每年都拨给黑龙会大笔的秘密活动经费。1946年作为侵华战犯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极刑的七个人当中他是唯一的文官，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时年70岁。

日俄战争结束后，黑龙会又派遣大批会员到中国活动，他们打入社会各个阶层，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这些浪人间谍，除了搜集情报外，经常挑起事端，制造骚乱，策划暗杀、恐怖活动。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害不浅。

黑龙会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展开合作，图谋推翻中国清朝政府。1905年8月2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各派中国革命组织在东京黑龙会总部共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玄洋社、黑龙会都属于日本的传统右翼组织。当时欧美殖民主义席卷世界，为强化国权，这些右翼组织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具有强烈的反欧美列强彩。并积极帮助亚洲各国独立，支持亚洲各国对抗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如孙中山当年就得到过玄洋社、黑龙会的鼎力援助。1924年，孙中山甚至还应邀在神户发表过以“大亚洲主义”为题的著名演讲。

辛亥革命爆发后，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与一些着名浪人觉得有机可乘，纷纷来到中国，与革命党取得联系。他们支持革命党的目的，是为了在革命党胜利后攫取中国东北。内田良平就在他的《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说，孙中山在同他的一次谈话中口头承诺，待中国革命胜利后，把“满蒙”让给日本。这本书于1932年由黑龙会出版后，被日本不少着作援引，说孙中山确实对内田有过“承诺”、“谅解”或“君子协定”。

内田良平之所以伪造这次谈话，是因为他于1931年6月成立了推崇法西斯主义的大日本生产党。许多工商业组织都加入了这个右翼组织，黑龙会成立这个生产党的目的是要这些企业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资金和物质。该党是一个全国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有党徒1500人，由内田良平任总裁，头山满任顾问，并在国内外设有支部。第二年，党徒一度发展到16000人。其“主义”是“以大日本主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而内田良平的《日本之亚细亚》就是大日本生产党的纲领。为了配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他认为需要借孙中山的威望，伪造这样一个“口头承诺”作为历史依据。1934年，内田良平因卷入昭和神圣会事件而被迫淡出黑龙会，改由头山满主持黑龙会。

黑龙会在中国的活动经费，一部分由日本政府和财阀提供，一部分则来源于在东北、华北与内蒙古等地经营、开设妓院的收入。

黑龙会在日本国内的活动影响巨大，除了出版书刊，为侵略扩张大造舆论，举行民众大会，要求政府向中国派兵，而且频频制造恐怖活动，暗杀的对象从银行家、实业家、内阁大臣，直至首相。它的势力足以对日本政府构成威胁，因此，内阁制定的决策常会由于黑龙会的反对而进行修正。

黑龙会等秘密社团成了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

继黑龙会之后成立的另一势力庞大的右翼社团，是“大日本国粹会”。1919年10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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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原敬内阁的内相床次竹二郎的幕后操纵下，以关西浪人西村伊三郎和关东浪人青山广吉等人为主导，创立了大日本国粹会。该会的本部设中东京，后迁移至京都；会员号称60万人。这些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到处制造暴力事件，大搞恐怖活动。

与在指导思想上属于右翼的玄洋社、黑龙会相比，大日本国粹会有“任侠右翼”和“行动右翼”之称。所谓“任侠”、“行动”，说穿了，就是以暴力推行他们的“主义”。他们破坏各地工人的罢工请愿活动，介入种种争端，暗杀与自己政见相悖者，恐吓财团、企业的首脑人物„„这一事端尚未平息，又去制造另一事端，以“警醒世人”。

这个组织把天皇制绝对化，并号召日本人要选择“应有的正道”，如不遵循这一原则，就会被视为“非国民”而加以攻击，甚至对其采取暴力行动。他们美化日本，将其理想化，并极力宣扬对外扩张的侵略思想，在军人和中产阶级当中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部分异军突起的“任侠右翼”也即“暴力右翼”，与倡议“大亚洲主义”的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一起，成为日本战前最大的两股右翼势力。1945年日本战败后，黑龙会等右翼组织被进驻的盟军视为“军国主义温床”而，被定义为极端右翼组织，黑龙会于1945年9月13日遭盟国占领当局取缔。

一直到1952年盟军撤离日本，日本的各右翼组织才又重新复活起来。但与传统右翼不同的是，这些复活的右翼组织明显“亲美”，驾驶着通身黑的宣传车，高喊口号、高音量播放着军歌，在街头巷尾毫不客气地招摇过市。

新右翼组织 “一水会”

当然，也有“大大的狡猾狡猾的”右翼，例如成立于1972年的日本新右翼的代表组织“一水会”。 1970年日本小说家、右翼政治狂热分子三岛由纪夫因煽动日本自卫队发动、恢复天皇统治未遂，切腹自杀。两年后的1972年，三岛由纪夫的一追随者成立了一个极右翼组织——“一水会”。

“一水会”的新右翼们不殴不暴力，而是开着私家车上街做“温柔煽情”的演讲，并花大量时间写文章和发行刊物，宣传他们的“反美反体制”思想，并极力推销他们的“市民主义”主张。“一水会”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不过，“一水会”虽然是“新右翼”代表组织，但从1972年开始成立至今，在日本全国的会员只有一百多人，算不上庞大的右翼体。

“一水会”的代表性人物是铃木邦男。这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的高才生，自称是“日本第一爱国者”，甚至“世界第一爱国者”，学生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右翼运动，为防止日本被“赤化”，时不时与日本左翼学生混战殴，在右翼团队里与同伙们通宵达旦地争辩，拍着胸脯比赛“谁最爱国”。

在《爱国者能够信任吗》一书中，铃木邦男写：“学生时代，每次讨论谁最爱国时，我总是输，心里真是悔恨得要死。恨不得能有个‘爱国心测量计’就像测量血压血糖值之类的机器一样。”

年轻时自认为“世界第一爱国者”的新右翼领袖玲木邦男，在年满60岁之后的著作里写道：“爱国心放在每一个国民内心中就好，一旦说出了口，它就成了一句谎言，成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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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道具，诽谤他人的凶器。所以，悄悄放在心里吧，即使非说不可的时候，也要尽可能说得小声点。”

一个温和的日本右翼——铃木邦男

日本的右翼有许多派别，如行动派、街宣派、理论派、网络派等等。网络派右翼，就是在网上发牢骚、自大排外的一类人，接近我们所说的“愤青”。行动派右翼则是把过激的思想化成了过激的行动。街宣派右翼站在涂着日本国旗和旧军旗等图案、经改装过的宣传车上，用高音喇叭宣传所谓的爱国思想。理论派右翼多为学者，虽多是持有狭隘的民族感情，刻意排外之人，但通过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思想。

铃木早年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时，属行动派右翼，常与左翼学生论战，既文斗，也武斗，一旦话不投机，便一拳打将过去，这也算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大学里政治运动的特征吧。经过时间的荡涤，如今铃木已从行动派蜕变成了理论派。铃木邦男在2011年11月集英社出版的《爱国、忧国和卖国》一书中用散记的形式记述了自身的思想历程。

原本区分日本左翼和右翼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否拥护写明放弃战争的日本宪法第九条，维护九条宪法是左翼的基本立场。但当下日本出现了一些“护宪派右翼”，铃木是其中一人。

铃木几十年间主张，近年却变成护宪派。他的观点是：战后60年，日本一直没有，没有参与战争，彻底维护了和平。日本宪法的前言和第九条的内容，是世界上独有的。日本宪法已经融入日本文化，因为爱日本的文化，所以自然也爱已成为日本文化之一的宪法九条。铃木还反对授勋制度，他认为文化勋章、国民荣誉奖等应该取消，这些奖赏造成社会差别。政府应该把强者和成功者放到一边去，救助弱者才是政府的责任。铃木希望右翼团体改变形象，不该是激烈、凶暴的，而应是自由、明朗的团体。

铃木所崇敬的人中，既有右翼，也有左翼。他与公认的左翼政治家加藤紘一交情颇深。2006年，加藤的山形老家房子被一名激进右翼放火，起因是加藤批判首相小泉参拜，当时右翼对加藤的攻击是激烈的。铃木严厉谴责了放火行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犯罪是绝不能纵容的。”从那以后，左翼加藤和右翼铃木成为知音，成就一段佳话。

铃木邦男在书中还坦白了一“趣事”，多年前曾经给亲日共的作家井上厦打过威胁电话，但是结果却是惨败。铃木在电话中无礼指责、谩骂井上，而对方不急不慢地说：“原来你是右翼呵，每天从事运动很辛苦吧„„你喜欢天皇，我也喜欢天皇，我也爱国，历代天皇的名字全部记得，你这个右翼肯定也记得，我如果说错了，请你纠正„„”博学的井上就把历代天皇的名字背下来，铃木无言以对，败下阵来。从此他也明白了谩骂和攻击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有内涵、包容的人总是不战自胜。

事情过后十年，铃木与井上厦见面，他向井上道歉，对方宽容地说：“你已经超越了右翼，你站在了另一个高度。”

看铃木邦男这位右翼的“成长历程”，笔者颇有感触。凡是爱国者大约有“洁癖”，只有自己的国家最好、人民最伟大、山河最壮观。但有些爱国者是偏激、狭隘的。他们认为，保护美丽、清洁的日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容许别人说日本一点儿坏话，眼里容不得沙，面对不同意见者，动不动就焦躁、动怒、咆哮。有些日本右翼直到今日还抵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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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而像铃木这样的右翼已经脱离了“洁癖”，善于兼收并蓄。几十年来，铃木与左翼、右翼都打交道，他得到了不同思想的影响，不再拘泥于自己。

《南京！南京！》日本首映 观众称其点亮良心的灯

2011年8月21日，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中国电影《南京！南京！》在日本东京中野区公民会馆首映。当天有近千名日本民众前往观影，并与到场的导演陆川进行面对面交流。电影分为中午和下午两场，每场550人的座位座无虚席。由于本次放映只限东京地区，很多人从外地特意赶来。放映会前，人们冒雨排着长队等待进场。当时在日本有不少电影院愿意将这部片子纳入商业放映，但因担心右翼闹事最终放弃。

史实保护电影节实行委员会为了保障电影21日可以正常反映，特意请求警察进行警戒，大约有十几名警察从头至尾守在会馆门口。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天没有右翼前来骚扰。据陆川说，日本右翼社团一水会领导铃木邦男也出现在现场，看完电影，他对陆川说，自己被触动了，他会尽力不让右翼人士过来示威，并希望更多的日本人看到这部片子。

“一水会”现任领袖木村三浩

木村三浩，毕业于庆应大学，2000年木村三浩出任“一水会”会长，打出“新右翼”旗号。他能讲英语，他还是萨达姆·侯赛因的长子乌代侯赛因的好友，曾20多次访问伊拉克。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木村6次前往伊拉克，萨达姆死后，“一水会”是唯一为他举行追悼会的日本团体。

木村三浩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一心替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一向是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急先锋。还发表过美化“9 11”的言论。

“一水会”在2010年“8·15”日本战败纪念日前夕邀请欧洲极右分子访日，并举办论坛，还把论坛命名为“带来世界和平的爱国者集会”，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日本“在特会”成为右翼“急先锋”

近年来在日本发展势头迅猛的右翼体，是“反在日特权市民会”，简称“在特会”，这个诞生于网络的过激派右翼市民团体，一向以极端排斥外国人为宗旨。

“在特会”成立于2006年12月2日，其前身为“东亚细亚问题研究会”。该组织主张废除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特别永住资格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特权，同时对“历史认识问题”及“日本核武装论”等各种议题发表各种极端的右翼观点。“在特会”还经常组织游行活动，抗议他们认为具有“反日”言行的日本人或组织。

“在特会”与其他右翼团体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会将每次的抗议、游行活动摄成录像放到网上，通过互联网寻求支持者。通过这种方式，该团体的势力迅速壮大，从刚成立时仅有的130名会员，发展到2012年12月时超过12000名网上注册会员。它可以轻松动员1500~2000人左右的游行活动，因此成为日本社会知名度比较高的右翼团体之一。该团体也从原先仅仅反对在日韩国/朝鲜人特权，发展成反对一切外国人。2012年9月8日，“在特会”就曾组织人员到中国驻福冈领事馆抗议中国在钓鱼岛的巡航活动。

“在特会”每周日都会在日本各大城市举行各种抗议活动或者街头宣传活动。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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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在居住着大量韩国人和朝鲜人的大阪市JR（Japan Railway，日本国有铁道）鹤桥站附近，聚集了40多名 “在特会”成员，他们手举日本国旗和军旗，高喊着“滚出日本”、“杀死朝鲜人”、“把朝鲜人关进毒气室”等极端排外且充满种族主义情绪的口号。而在马路对面，同时有200多当地居民抗议“在特会”的游行，并喊出“反对歧视”、“歧视可耻”等口号。

同一天，东京的新大久保也聚集了大批厌韩厌朝的右翼保守成员。他们由“在特会”和“新日友会”共同组织，打着“排除新大久保地区祸害”的旗帜，抗议在此居住的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尽管此次抗议游行没有像大阪地区的游行一样喊出过激的充满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口号，但是游行队伍多次和道路两侧经营韩国商品的店主发生冲突并引发骚乱。不过在游行队伍两侧，同样有部分东京市民反对此次游行，嘴里喊着“你们是日本人的耻辱”等抗议口号。

日本资深媒体人安田浩一长篇力作《网络与爱国》

为深入了解“在特会”的形成背景和运作内幕，日本资深媒体人安田浩一耗时1年，在通过对“在特会”深入追踪采访后，写成长篇纪实力作《网络与爱国》。安田浩一说，我曾经频繁地参加过“在特会”的各类抗议活动和公开集会，有时候一周1次，有时候一周2次，参加了不下数十次了。

安田浩一通过跟“在特会”成员接触发现，从表面看，虽然他们在抗议活动和集会上经常口吐狂言。但私底下他们是那种满大街都有的，再普通不过的日本人。

“在特会”领袖人物樱井诚，学生时代是个平凡得一旦扔入人，就再也不回来的人。高中毕业后没有正式工作，居住在廉价的出租房内，靠打零工做保安为生。因为对现实不满，以及在BBS上对在日韩国人的强烈批判，樱井诚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这份“关注”唤起了樱井诚前所未有的自信，令他从一个沉默安静的少年，豹变成极具攻击力的网络右翼领袖。而加入“在特会”的其他成员们，他们平时是认真的学生、安静的职员、普通的主妇，但一到“在特会”进行街宣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摇身变成了“爱国战士”，使用各种歧视或侮辱的语言，中伤和诽谤以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为首的在日外国人。

“他们大多数人无法融入正常的生活”，但“他们渴望被认可，期待被关注”----在《网络与爱国》一书中，安田浩一这样写道。就如同孩子以哭泣唤起大人的注意那样，他们发出极不和谐的异音期待唤起社会的注意。为此，他们不惜将源自网络的右翼运动下载到现实，期待从中获取认同感与存在感。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整个日本社会的自信心缺失与体焦虑。

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加入“在特会”成为网络右翼的动因

动因之一是“被害意识”在作祟。日本的网络右翼和行动右翼不同。行动右翼组织都有一个核心思想——“永不坠落的大日本帝国”，所有行动都是在这种核心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网络右翼则没有核心思想，有的只是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方向的不安。他们需要到一个理由来“归咎”，于是，中国和在日华人就被视为“敌人”。不少处在日本社会底层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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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抢了”日本风头，在日华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这些无处宣泄的“被害意识”，让一些日本民众加入了网络右翼组织。

其次，网络右翼组织“出入自由”，让普通加入者没有压力。行动右翼组织内部都有等级之分，会员要了解历史，要“上课”接受教育，还得把天皇一系的家谱背的好像顺口溜才行。网络右翼则没有什么非读不可的书，也没有什么必须了解的知识，只要到“在特会”等组织的网站登录一个邮箱地址，就算是“在特会”的一员了。据介绍，“在特会”目前在日本全国有会员11000人，但实际上参加集会，采取过行动的会员只占其中的1%。也就是说，“在特会”是想入就入，想退就退，需要发泄时就点击网页进来大骂一通，其作用就像个情绪宣泄口。

还有，加入网络右翼能满足一些日本民众被认同的渴望，让他们有“归属感”。“在特会”的一位骨干人员对安田浩一说，他参加过很多团体，但是都没有那种归属感，直到参加了右翼“在特会”，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个社会上的一员，是众人中的一份子。当他在日本网络右翼的大本营——论坛“2CH”写些偏激的话时，立即就会有人跟帖、赞许，这让他很有“成就感”。不过，后来他还是退出了“在特会”。其原因是他觉得太荒唐了！“在特会”在BBS上写道，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东海岸线将会有大量中国人迁移过来。这明显就是在造谣，但那些网络右翼们却因这个消息情激动，认真讨论对策。这么显而易见的假消息都能当成真的一样，还在那里讨论，这也太荒唐太可怕了。于是，他退出了“在特会”。

其实，日本网络右翼们虽然拼命叫喊口号，但他们中很多人压根就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在日华人接触过。“在特会”的各个分部，都是设立在那些几乎看不到一个在日华人的小城市。真不知道，连中国和在日华人都一无所知，他们是究竟是要反对什么呢？

日本右翼以“爱国”为口号煽动国内的鹰派情绪

2001年，在讨论小学“新学习指导要领”时，素以争吵作秀著称的日本国会，发生了一次混战式的辩论，其题目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在日本的教育中是否应该提倡“爱国”。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号召国民爱国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日本，这个题目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多议员和他们代表的选民，要求解释清楚这个“爱国“的具体含义。这一场“爱国大战”持续甚久，消耗掉无数杯茶水，为电视台提供了若干收视率，最终精疲力竭的议员们才做出了一个模棱两可而又尽量不包含政治含义的定义??爱国，即爱乡之心，指的是爱这片土地，其他提法均暂不适用。

为何日本人对“爱国”如此敏感呢？这就和日本的国情有关了。一方面，二战前日本法西斯政府曾以“爱国”为借口，造成了军国主义的膨胀，直接引发一系列疯狂的战争，给亚洲邻国也给日本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日本，也有一批背景复杂的团体，以“爱国”为口号，不断煽动日本国内的鹰派情绪。

这些一个比一个“爱国”的团体，大部分属于一个我们经常在新闻中见到的政治派别——右翼。他们共同的特点便是拉起一面“爱国”的旗帜来包装自己，并以此为号召在一代代日本人中获得支持者。

正因如此，右翼分子经常把反对他们的人士统统打为“国贼”。一些比较理智的日本人不免担心，如果不明确“爱国”的概念，笼统地提倡“爱国”会造成国民被右翼团体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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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思想所，使日本走上违背二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二、日本右翼势力发展的政治主张

1.为侵略战争翻案

反对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有重大作用，具有深远影响，东京审判的业将永远载入人类史册。但是二战后，日本的右翼分子先是提 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紧接着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为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招魂，妄图重建“大东亚共荣圈”。

否认侵略战争性质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百般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日本军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大谈侵略有功谬论。为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从四个方面展开了行动。 一是修改历史教科书；二是动员右翼文人与其紧密配合，发表文章，举行座谈，出版专著，大造舆论，掀起一股否定战争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存在的逆流；三是日本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等人出面为侵华罪行开脱 ；四是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将日本军阀发动战争，颠倒粉饰为“是为帮助亚洲国家争取独立解放”，日本“侵略有功”。

2000 年 1 月 21 日，面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的事实，日本最高法院却驳回了诚实对待历史、披露其亲自经历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本二战老兵东史郎的上诉。东京最高法院的“判决”，宣告东史郎在日本国内已经没有表达抗议的地方了。

2001 年 1 月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在大阪集会，颠倒黑白，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 20 世纪的最大谎言”。

2012 年 2 月 20 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会见到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时说：“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

为战犯树碑 二次大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并为之这树碑立传，其中最有代有性的是首推。是日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它始建于1869年（明治维新第二年），最初叫“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随着日本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它把在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战争、其中多为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作为神来祭祀。在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灵位均被安放在此，堂而皇之地受人参拜。成为军国主义分子愚弄和笼络国民感情的工具，逐渐取得了国家神社的显赫地位，变成由国家支持的、“超宗教”的祭祀活动场所。

坐落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占地10多万平方米。神社大门外两侧各竖一座高约十米的石塔。石塔建于1935年，塔身上有16块浮雕，反映的都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树碑立传的内容，从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翌年进攻上海等侵略行径都作为“追慕”的“光荣史迹”而雕在那里。

里还有一个陈列馆“游就馆”。馆内不仅展示着日军的各种杀人工具和二战中使用的一些武器装备，还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极力歪曲侵华战争，粉饰南京大屠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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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既是宗教设施，也是军国主义的国家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势力利用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为侵略战争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占领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发出“神道指令”，切断了与国家的特殊关系。1952年9月，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此后，虽“降格”为“一般”的神社，但丝毫没有改变它作为军人神坛的特殊地位，仍被日本右翼分子视为最后的精神归宿。

为了把变成卷土重来的大本营，日本右翼分子阴谋把日本侵略战争的大量战死者亡灵和战犯亡灵塞进，进行所谓的“合祀”，让昔日的日本皇军“在再见”。为此，他们制订了步步为营的“三步走”策略：先是要求赦免战犯，接着安排乙、丙级战犯进入，最后再把甲级战犯“供”进去。

1952年，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日本出现大规模的赦免战犯签名运动，参与者达4000多万人。日本政府“顺水推舟”，在当年秋天向同盟国各国提出释放各级战犯的请求。同时，日本政府还从法律上为战犯“正名”，把被判处死刑的战犯称为“战殁者”，完全篡改了战犯的法律属性，并为这些“战殁者”的遗族发放养老金、悼念费和补助。

对于日本这种企图为战犯翻案的行为，一些国家不仅没有提出反对，反而积极配合。1953年7月，菲律宾释放了在押日本战犯；1954年8月，澳大利亚也为日本战犯减了刑。到1958年5月，日本政府释放了在国内关押的全部战犯。

就这样，日右翼势力三步策略中第一步顺利实现，大量战犯的释放扩大了右翼的力量，而盟国的“表现”也为他们壮了胆。1955年8月14日，首次在战后合祀了日本战败前自杀的540名侵略者亡灵，狡猾地撕开了合祀缺口。到1958年，第一批乙、丙级战犯亡灵也被祭进了。右翼势力又实现了他们三步策略的第二步骤。

右翼势力的第三步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59年和1966年，厚生省先后向提供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乙、丙级战犯的名单，要求“合祀”这些甲级战犯。不料，宫司（最高负责人）筑波藤磨明确拒绝了厚生省的要求。虽然筑波并不反对将乙、丙级战犯牌位摆进，但他认为甲级战犯是“战争的责任者”，坚决反对把甲级战犯弄进。早在1948年东条英机被处决时他就说，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东条英机就休想进入！“如今，我的态度没有变化！”

由于当时的已是“独立的宗教法人”，政府不能强迫它接受自己的意志。气急败坏的右翼分子对筑波软硬兼施，想让他就范。没想到筑波非常“顽固”：“要在里祭祀东条英机等人不是不可以，那得等我死掉！”在筑波的坚决反对下，右翼势力第一次将甲级战犯送入的企图宣告失败。

右翼势力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为绕过筑波的阻拦，他们决定恢复国家“神坛”的地位，由政府直接管理，这样筑波就不得不执行政府的行政命令。从1969年，自民党连续5次向国会提出了“国营化”的法案，但由于各方力量的强烈反对，5次均遭挫败。

1978年，筑波宫司去世，军人出身的右翼分子松平永芳继任宫司。就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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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17日，举行例行“秋祭”时，正式纳入了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日本右翼势力在30年前提出的“三步走”阴谋终于得逞，这样一来，本来就恶名昭彰的，成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所。

2.鼓动篡改教科书

战后以来日本国内有关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斗争从未停止，迄今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 1955 年至 1965 年。日本文部省从 1955 年起加强对教科书的审定，加大删改。1960 年的审定想赖掉历史侵略的旧账，右翼力图美化日本军国主义，推卸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教科书遭到进步人士坚决奋起反对。

第二次是 1982 年至 1986 年。日本文部省 1982年审定教科书时，竭力要求淡化对日本侵略中历史的记述。对侵略一词提出所谓改进意见，对造成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则提出“修正意见”等 ，1986 年 5 月，日本文部省又将为军国主义翻案的《新编日本史》审定为合格教科书。

第三次是从1993 年开始持续到现在。1995 年自民党内及社会上右翼势力成立了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有组织地要求修改教科书。1995年 12 月右翼分子组成了“新教科书编写委员会”开始炮制美化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2005 年 4 月 5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最终审定并通过了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严重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新历史教科书》。2014年1月28日本文科相下村博文日正式宣布，已对初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进行修改，把钓鱼岛和独岛(日称：竹岛)明确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对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该修改提案对下一代树立正确的领土观极为重要，有助于日本青少年在国际场合理直气壮地阐述日本的立场”。

3.修改和平宪法、谋取做政治大国

“普通国家论”是对日本战后传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系统批判，目的是在世界上与其他大国一样能够自主行动，发挥与国力相称的国际作用。从日本政治实际来看，要成为“普通国家”，首先就必须突破战后法制特别是宪法对日本武力行使的制约。日本现行宪法于

1947 年 5 月 3 日生效实施，它彻底摆脱了战前确立军国主义体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影响，确立了“主权在民、尊重人权、和平主义”三项基本原则，其中“放弃战争”的第 9 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和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这部宪法是在反省侵略战争的基础上制定的，得到了日本人民的衷心拥护，并为维护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扫清“障碍”，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新保守主义者的奋斗目标。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日本已经是一个毫无争议的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这就为军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而军事上的发展必然推动日本的修宪进程。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默许甚至是鼓励下，日本政府总能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良机”，制定一个又一个的法律将宪法架空，向从根本上动摇宪法第 9 条的路线直线突进，为实现“普通国家”的目标飞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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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日本借海湾战争之机，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 PKO 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日本自卫队实现了跨出国门的梦想，这是日本防卫战略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开端；以1994 年的朝鲜半岛危机和 1996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为借口，日本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安保体制，1996 年《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和 1997 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颁布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的质变，并把日本自卫队的活动区域推向了整个亚太地区，成为日本走向世界军事大国的“战略平台”； “1999 年《周边事态法》的通过，大大拓宽了日美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合作的范围。”“9·11”事件和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又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先后迅速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厅修改案》，三个相关法律的通过，由此日本自卫队的行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国际公海、天空和得到同意的第三国领土。这也是日本在新世纪初加速迈向世界军事大国目标的重要举措，它在许多方面突破了日本安保政策和防卫方针的限制。日本的政治野心在美国的扶植下正日益膨胀，现在的美国政府又在拉日本参加导弹防御体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现任的野田政府提出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太平洋宪章”的外交新战略，另外2012 年年初野田政府决定大幅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同意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日本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的国际合作以及以人道与和平为原则的国际援助。2014年5月15日，安倍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外祖父岸信介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没有给日本带来战争为例，否认解禁集体自卫权会使日本卷入战争的可能性。

对于日本而言，修改“和平宪法”，意味着更大的活动空间，修改“和平宪法”之后，日本将明目张胆地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拥有核武器，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谋取政治大国，重新称雄亚洲。

4.大力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

“大和民族的大脑结构好”和“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则是日本右翼文人学者竭力宣传和鼓吹的大和民族优秀论的要点。

日本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认为：日本是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的神国，具有单一民族纯粹性的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新右翼的基点是建立在“神国日本”基础上的国粹主义思想，即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早起的传统右翼思想是现代右翼的理论基础，日本右翼借助神道理论，宣扬民族优越论。

日本人为自己创造出了祖先神—天照大神，他是 800 万神中最高的神。天照大神是“界之大神”，而作为他直系子孙的日本天皇就是“世界之大君”，世界各国之君理应都是“天皇之臣仆”，需接受天皇的统治。

鼓吹神化天皇，皇国史观，把天皇作为万古不移的民族象征来宣传；极力虚构大和民族是世界“高等优秀民族”；极力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以此来塑造大和民族的自身形象，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大和民族优秀论很难使日本人摆脱“神国意识”，“皇民优越感 ”和“皇国史观”。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日本右翼势力的“大和民族优秀论”，实际上和战前的“大和魂”是一路货。战前的“大和魂”挑起了罪角滔天的侵略战争，今天的“大和民族优秀论”也会导致出现政治和军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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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新右翼分子宣传大和民族的大脑结构好，日本战争后在废墟中的迅速复兴，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使日本右翼势力原有的民族优越感进一步膨胀。如日本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先生指出的：在日本人中，许多人对于亚洲，特别是近邻的中国、朝鲜有很强的差别意识。他们认为，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品质、语言甚至头脑构造，都比任何民族优越、高贵。因此，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除此之外，日本新右翼极力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认为大和民族既然是世界上的“最优秀民族”，他们的文化也就理所当然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无论是中国文明，还是西洋文化，它都极力藐视，无视曾先后向这种或那种文明学习、充实和发展自身的事实，反而认为自己比他们都高明。

三、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军国主义复活的原因

二战结束尤其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右翼势力抬头，除了众所周知的日本文化的天皇神国思想的影响外，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不仅民间甚至政府内有大批军国主义分子存在。二战以后，虽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一大批军国主义骨干受到美国战后冷战政策的卵翼和呵护。尤其对裕仁天皇的宽容及保留了天皇制度，使军国主义的根基得以保存。大批战犯并没有认真清除自己的军国主义思想，便被美国或在美国的斡旋下从同盟国的监狱中放了出来。这批人在财界和社会右翼的支持下，重新返回政坛，窃居要职，为右翼势力抬头和军国主义复活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加速向政治大国的道路行进。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地区冲突和局部动荡明显增多，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这给日本提供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机会，日本已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急于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加大在政治上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参与国际社会的重大决策，及早实现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愿望。因此，日本在国内外利用一切手段，消除战败国痕迹，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摆出一副大国的姿态，以求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摆脱经济萧条给日本人民心理和经济上的消极影响，寻求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全国上下大国意识增强，开始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利用军事手段确保国家安全。有专家分析，如果说80 年代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来自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带来的民族优越感，那么，目前的经济持续衰退所引起的不安心理则是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社会基础.

再次，战后，日本种族至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并为右翼势力充分利用。一部分右翼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 自由主义史观”，如以“ 日本可以说不”而扬名的极右民族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其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煽动、迎合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日本国内的民族优势感不断膨胀，民族主义与民族优越感的结合，加上右翼势力的挑唆使日本政治表现出右翼化倾向，这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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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随着“ 五五年体制”的崩溃，尤其冷战后日本政治团体几经分化组合，保守派右翼势力开始控制日本政坛。90 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经过多次频繁更迭，各派政治势力经过反复的较量，终于形成了当前的基本格局。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日本的左翼政党遭到削弱，难以发挥对日本政治的制衡作用。自民党虽然也发生了分裂但仍保持日本第一大党的地位。其他重新组建的政党或过去的政党中，除共产党仍然独树一帜、影响有限外，其他政党无论党纲和政策上都属于保守性的右翼政党。日本政治中保守性右翼政党占据主要地位，这就不难理解日本右翼势力如此猖獗的原因。

四、日本右翼势力与中国问题

1.日本右翼势力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长期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是最容易引起双方国民感情恶化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中日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中，最具有象征和典型意义的是参拜和历史教科书问题。

二战结束 50 多年，日本理应通过对 50 多年前所犯罪行有清醒认识，与各国人民一起走向合作与发展 。然而就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问题而言,其貌似矛盾、实则拒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表现极大地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和猖獗程度。近年来日本国内关于“反对自虐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书籍大量出版,极右政客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右翼团体否定南京大屠杀集会的照常举行,中国电影《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放映遭到骚扰,油画《南京大屠杀》在远隔日本万里以外的荷兰展出竟受到日驻荷兰使馆的阻挠,凡此种种,无一不同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问题紧密相连。

2.日本右翼势力与台湾问题

日本右翼支持“台独” 由来已久。日本对台 50 年的殖民统治， 直接导致了具有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和具有浓重“台湾情结”的日本右翼分子的大量孽生，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漫画作品《新傲慢主义宣言.台湾论》是最为典型的。如果说前者在岛内的存在为后者支持“台独”和图谋重新染指台湾准备了内应，那么后者无疑由于有了前者的内部呼应而成为顽固支持“台独”、百般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一股危险的国际恶势力。对于日本右翼而言除了浓重“台湾情结”染指台湾问题外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原因：

首先、日本右翼势力视台湾为事关日本“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由于台湾处于地缘政治学上具有战略价值的“陆权”与“海权”交汇的“边缘地带”，因此，日本右翼势力非常清楚台湾这一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对中日这两个相互毗邻的东亚大国意味着什么。从日本方面来看：台湾扼日本海上航线之要冲，台湾海峡是其南下东南亚、伸入波斯湾、再进至欧洲的必经航道。日本每年通过台湾海峡运输的货物多达5 亿吨，其中包括100%

的核燃料、99.9% 的石油、99.4% 的铁矿石、91.3% 的煤、90.6% 的小麦等等。在日本看来，如果中国两岸实现了统一，台湾海峡势必变成中国的内海，中国控制了台湾也就意味着控制了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海峡，这就等于在日本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条可以随时勒紧的绳索，日本国内将因这条“生命线”受阻而不攻自乱，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日本不能接受的，所以百般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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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台湾处于日美两国为遏制中国而精心编织起来的由太平洋直贯印度洋的“新月形战略带”的中间位置上。如果台湾“独立”或两岸长期维持“不独不统”的分裂状态， 那么这个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就会十分牢固; 反之， 如果两岸走向统一， 那么这个围堵中国的链条势必被拦腰斩断。在他们看来，一个“彻底独立”的台湾或一个“永久分治”的中国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1994年，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就曾指出： “台湾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 谁掌握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

另为对中国来说，台湾无论在地缘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均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台湾向西隔台湾海峡与中国大陆距离最近，向东直面广阔的太平洋，向南与海南岛和南沙岛遥相呼应，向北与舟山岛和黄海遥遥相望，且南北连接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国际战略经济区域。它犹如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雄踞西太平洋上狭长的第一岛链即中国漫长海疆的正中位置上，在中国整个海防体系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不言而喻。

此外，台湾海峡不仅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极为重要的国际黄金水道，更是中国的海上交通咽喉。中国四大外贸航线中的三条经过这里走向世界；中国16个主要港口中的10个在北方， 每年需通过台湾海峡将北方的煤炭、石油等大宗货物海运至能源匮乏的南方省区，这是陆上运输和航空运输均无法替代的。加之澎湖盆地蕴藏着相当可观的油气资源，台湾省又是工业发达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价值尤显重要。如果两岸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或台湾不幸沦入外人之手， 那么台湾作为捍卫中国漫长海疆“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战略防御作用和战略进攻作用将全部丧失；台湾就将犹如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中国大陆走向海洋的东南门户，致使中国因海军力量被封堵于内海而失去制海权，不仅不能真正走向太平洋，真正走向世界，甚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抑或整个中国大陆都将暴露于相关大国的军事威慑之下，台湾海峡这条黄金水道亦将失去平衡中国国民经济和拓展海外贸易的重要功能和战略意义。正因为台湾和台湾海峡对中日两国如此事关重大， 所以无论中日复交前还是复交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图谋肢解中国。因此可以说，虽然美国是目前中国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但来自邻国日本右翼的阻挠不容低估，值得注意。

3.日本右翼势力与中日领土争端问题

冷战后中日在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也在升级，中日的所谓领土问题，主要就是指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和东海的划界。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清两代将其纳入中国海防区内。1895年日本通过“内阁会议”将钓鱼岛划归冲绳所辖，决定建立标桩，但是到二战日本投降也从未建立标桩。事实上日本根据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签订的《马关条约》在接受台湾时偷偷窃取了中国钓鱼岛。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按照波茨坦公告，钓鱼岛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二战后美军占领冲绳，1946年1月发布的《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规定了日本版图范围，其中并不包括钓鱼岛。冷战开始后，美国又于1953年12月发表了美国政府第27号令，重新划定了冲绳界线，美国非法侵占钓鱼岛。1971年美国与日本签署归还冲绳协定时，私下擅自将钓鱼岛交给日本。70年代海外华人掀起了保钓运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就钓鱼岛问题双方达成“以后再说”的谅解，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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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一致商定，采取“搁置争议”的处理原则。所以在70、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钓鱼岛问题都被搁置起来，并没有影响中日关系。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消失和竞争的加剧，在钓鱼岛问题的对立也日益加剧，1996年10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就钓鱼岛问题表示，日本政府己说过不存在领土问题，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相池田也在香港公开宣称，尖阁列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日本领土。

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青年社”在北小岛设置灯塔，企图造成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事实。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严重关注”，重申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原则立场，并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然而8月18日冲绳县那霸市右翼团体“尖阁列岛防卫协会”的成员又一次登上钓鱼岛，竖起木制国旗。9月9日日本“青年社”又一次登上北小岛更换灯塔，还向日本有关当局提出将灯塔作为正式航标的申请。9月10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此事向日本提出强烈的抗议，指出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采取放任和纵容的态度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行为。9月24日两国外长同意“继续搁置”，日本方面表示不正式承认右翼团体在钓鱼岛设置的灯塔。不过日本强调，作为政府，态度是不奖励、不干预、不支持，实际上仍然对右翼团体的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小泉政府上台以后，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强硬。

2004年，日本开始加强以钓鱼岛为中心的所谓西南军事防御，2005年，日本政府接管钓鱼上日本右翼团体所建造的灯塔，并宣称18名日本国民的户籍属于钓鱼岛，2010年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使两国关系受到严重影响。2012年1月有4名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不久日本宣称正在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近离岛命名，修改相关法律（《海上保安厅法》和《外国船舶航行法》）以扩大海上执法权，这一系列不合时宜的举动，已背离了中日在处理敏感问题上的共识，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钓鱼岛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和两国国民感情的最突出问题。

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又出现了东海划界争端，东海大陆架位于中、日、韩三国之间，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东海大陆架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水产、石油、天然气以及稀有矿产资源，中国在东海面临同韩国和日本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边界的问题，而日韩之间也需要划界。此外，在东海北部还存在确定三方划界交叉点的问题。中韩和中日划界大致以北纬30°线为界。中日划界在中国大陆和海岸与日本琉球岛相向海岸之间进行。两国自1995年开始进行海洋法磋商，但迄今为止在划界问题上分歧依旧。日两国经长年的双边会谈，2008年6月18日，中日两国外交机构同时宣布，中日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达成原则共识。该共识虽然只是口头的，但是中日两国的外交机构在各自网站上公开进行了发表。

五、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发展前景蒙上了种种阴影 ，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甚至危害。

1.可能会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 ，冲击亚太战略格局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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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国会内一些人已不满足于“和平宪法”，要求“修宪”。 就而言，虽然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修改自己的宪法，而修宪本身纯属内政问题，任何他国都无权干涉，但是的目的和影响却不能不引起邻国和他国的关注。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排除现行宪法对其重新武装、出兵海外、甚至发动战争的束缚。日本会更加助长国内右翼势力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蔓延，从而恶化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可以预见,修改后的日本宪法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措辞，都会在“自卫”的幌子下，使其重新武装、出兵海外、干涉他国、甚至发动战争合法化。尤其在以《周边事态法》为核心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的依据下，日本可以借口“周边有事”以美国同盟军的身份打遍东亚乃至亚洲。

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不仅直接威胁着东亚地区的和平,给东亚各国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而且由于历史上东亚各国曾受过日本的侵略之苦,这就使得东亚各国面对日本的强大军事压力,必须考虑防止日本的再次侵略问题,由此不得不加强和发展军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这对东亚地区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军事大国都一定对邻国和地区和平构成威胁。我们说日本对东亚地区构成威胁,也不是说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本身，而是说曾有过对这个地区进行侵略历史而至今却拒不承认侵略罪行并不断美化侵略战争、军国主义思想远未肃清、企图重当亚洲霸主、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的这样一个日本，才会对东亚地区构成威胁。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的发展将使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难以真正信任日本 ，这也将给充满生机的亚太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有害于亚太各国间的友好合作 。

80 年代以来，亚太经济的迅猛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亚太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 ，加强地区合作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地区被 为 21世纪世界经济的龙头。然而，由于日本国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东亚战争肯定论”，给亚太合作带来许多不安的因素。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仍然难以平复，而今天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继续坚持错误的历史认识，进一步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日本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未能正确认识其历史责任 ，缺乏与亚洲共同的历史观。因此，不仅亚洲国家，而且其他国家也对日本表现出不信任。在 1995 年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表议中，亚洲国家示支持的只有蒙古一个，可见其在亚洲的信任度了。日本得不到亚洲国家的信任，就无法所追求的成为“亚洲一员”，并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对蓬勃发展的亚太经济是极为不利的。国与国之间如果缺少起码的信任和共同的历史观，国际合作与发展 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点，就连日本的政界人士也承认。“前提都是必须对日本信任 ，在这里成为障碍的是战后处理问题。”

3.不利于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进程。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东亚经济的迅猛发展 。中日两国的有效合作是东亚合作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东亚地区既有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也有世界上市场潜力最大的中国，还有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中等国家。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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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人口近 2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1/3，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各国经济也有一定互补性。中国是世界经济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是总体经济实力排行第二的经济强国。两国在本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中日两国在今后东亚合作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发展同样需要中日两国的合作 。在国际经济走向区域化，集团化的当今世界，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协作的双边关系 越发显得重要。广大亚太国家对中日两国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在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 ，促进本地区的和繁荣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搞好中日关系也是中日两国发展与亚太国家关系的前提 。而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不顾中日友好大局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着中日关系。从而成为制约亚太地区区域合作进程的影响因素。

结束语：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导致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的发展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更为可怕的是,目前在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国民的大多数已经容忍政府和右翼的行为了。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青年人,更觉得历史问题与他们无关,作为东亚也是亚洲的强国,并曾有过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日本,其政治走向如何,无疑都会对东亚安全产生巨大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表明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程度正进一步加深，也显示出日本社会存在着军国主义复活的极大危险。一旦军国主义在日本社会卷土重来并取得了支配地位，不仅会给亚洲及世界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和破坏，也会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回顾日本百年来的历史，战前 50 年由于走的是军国主义道路，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几百万人丧生战场，美丽的岛国化为废墟；战后 50

年，由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比战前侵略扩张的 50 年更为繁荣。经过战后 50 年的发展，日本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

百年来的两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日本经历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两相对照，不难得出结论：军国主义只能带给日本灾难，而和平发展才是日本的根本利益所在。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就必须彻底清算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今天的世界和时代已经不是上世纪的 30 年代，亚洲国家也不再是任人欺凌和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的道路也必遭到全世界的反对！

总之，日本右翼势力猖獗已构成对其周边国家安全的威胁，给亚洲及世界和平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值得世人，尤其是中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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