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及其判断标准

人口红利及其判断标准

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普遍聚焦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研究视角和层次的差异，不同学者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亦存在明显的区别。

1.人口红利的内涵

关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可以追溯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Thomas RobertMalthus.在其著名论著《人口原理》中，他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人炸式增长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指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 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美国学者 David E. Bloom、Jeffrey

mson（1998）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首次提出了“demographic gift”即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概念，明确指出人口红利就是人口转变时期较高比重的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以东亚经济人均 GDP 增长率为切入点，对人口红利相关问题 进 行 了 开 拓 性 的 研

究 . David 、DavidCanning、Jaypee Sevilla（2002）等人进一步认为，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Andrew Mason、RonaldLee. Reform（2004）等学者对人口红利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拓展。 他们将“人口红利”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致使社会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二人口红利”是指理性主体的行为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预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进而调整公共政策和个人行为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首推马寅初先生。 在《新人口论》中，他从人口与资金积累、工业原料供给、粮食生产等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及控制人口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得出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演变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趋凸显，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 于学军（2003）、蔡昉（2004）等人认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会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并且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将产生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产生人口红利。 彭希哲（2006）认为，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人口环境。 当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社会抚养压力所形成的高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时，将产生人口红利。 汪小勤、汪红梅（2007）以中国人口转型为研究对象，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口红利的概念，学术界亦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 穆光宗（2008）在对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人

口红利实质上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构建了包括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的广义人口红利理论。 刘元春、孙立（2009）认为“人口红利”是经济概念，“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所产生的额外经济成果。 “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的一种机遇，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红利。

关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国内学者存在重大的争议。 有关机构对 1983 年至2000 年我国总抚养比变化对 GDP 增长贡献进行了研究，得出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 GDP 增长贡献率为26.8%的结论，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 则上升 0.116 个百分点。 侯东民（2011）则明确否认了这个观点，认为在匡算人口转变及抚养系数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忽略了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计入了抚养人口，放大了人口红利的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与人口红利无关。

2.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人口红利并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陈友华认为，离开“标准人口”谈论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没有什么意义。 他以瑞典 1957 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年龄超过 65 岁的视为老年人口，认为社会总抚养比介于 44%-53%为人口红利期，并且根据不同总抚养比将人口红利划分为微利、红利、高利、暴利四个不同层次。 社会总抚养比超过 59%就出现 “人口负债”,根据不同的抚养比将人口负债划分为微债、负债、高债、暴债四个不同层次。 车士义以总抚养比和老

龄化率两个指标来共同衡量人口红利。 以总抚养比 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 10%（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当总抚养比低于 50%,且老龄化率低于 10%时，则可以认为该国具有“真正的人口红利”; 而当老龄化比率超过 10%,即使总抚养比低于 50%,其红利也是“虚假的人口红利”.从逻辑上考察，由于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推动作用，所以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劳动力就业以及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等多种变量。 考虑到人口红利与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学术界主要是从“人口负债”的角度，基于年龄结构，通过人口抚养比来间接衡量的。 简单而言，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按照国际惯例，通常以社会总抚养比小于 50%为标准来判定人口红利， 如果总抚养比小于 50%,则处于红利期，否则红利期结束。